“湖南邵阳计生部门为收取社会抚养费，将'非法'婴幼儿强行抱走，送入邵阳福利院，福利院与人贩子互相勾结，收买婴幼儿，并将其变为'弃婴'，送入涉外收养渠道，从中牟利。”2011年5月，记者上官敫铭的深度报道《“邵氏”弃儿》迅速被各大媒体转载，而“邵氏弃儿”指的正是这些被强行带走的婴幼儿。

上官敫铭最初获得爆料是在2007年，但由于选题敏感，涉及“计划生育”，期间他辗转于几家报社，仍报道未果。直到2011年这个选题被在财新《新世纪》通过并于2011年5月8日成为当期封面报道。在涉及敏感题材的报道上，上官敫铭地毯式的采访形成严密的证据链，加上克制的行文让黑白分明的新闻自己说话，最终让报道在最安全的情况下产生了最有效的影响。

李根：那是一张充满血腥的投诉信

2007年2月11日爆料人李根接到了湖南教育电视台“今日视点”记者刘仕卫的来电。那是他第一次了解到湖南省高平镇隆回县正在发生的一切。“记得那天是过小年，长沙街头一派节日气氛，”李根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顶着寒风，李根和刘仕卫见了面，刘仕卫从包里掏出几张旧得发黄的信纸，这上面写的是隆回县高平镇计生办抢走超生小孩卖到福利院的事情，“我低头看手中薄薄的几张纸，竟充斥着一股难闻的血腥气味……我一页页地翻看下去，触目惊心的是，材料的后几页密密麻麻布满了鲜血盖的手模。出于记者想揭露事实真相的本能，我把这份带着血腥味的材料小心翼翼地放进了包里。”

为了证实材料的真实性，李根按照信纸上的联系方式寻找到了投诉人，并与调查记者邓飞 (微博)于2月26日抵达了高平镇。在三天的调查采访中，李根和邓飞走访了当地失去孩子的家庭、计生委以及福利院，收集到了第一手的材料。之后在新华社记者的帮助下，李根获得了隆回县全部的书面资料，并用相机拍下了原件。然而选题却未能在邓飞所在的《凤凰周刊》通过。随后，当时在《南方都市报》工作的记者上官敫铭也给了李根回应，虽然选题依旧没有通过，但上官敫铭表示“会记得这件事情”。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记者同我联系，直到今年（即2011年）的4月'杀手锏'终于出现了。” 李根在回忆录里写道。此人，正是换了新东家的上官敫铭。但之所以最终选择了上官敫铭来做这篇报道，李根说：“还因为之前他报道了武广铁路使用假建材。”

上官敫铭：事实就是力量

“我做事不是一个轻易说放弃的人。”记者上官敫铭在接受采访时说道，尽管当时这个选题面临重重困难，他都没有选择放弃，“第一是做人的良心，其次是出于职业素养吧。实际上，有很多新闻事件，我都是跟踪很长时间的，比如'西丰警察进京抓记者事件'.当时我在南都，这个事的报道持续了一年，其实都是我在后面不停的就新进展发出报道，直至指派警察进京抓记者的书记丢官为止。后来，我那组连续报道，还获得了南都新闻奖-连续报道金奖。”

关于如何在进入现场前获得各种资料，上官敫铭这样回答：“在记者没有进入新闻现场之前，应该多占有各种资料，老袁（当地村民）就是扮演了为我提供各种资料的角色。”

但是任何一个专业的记者都不能只凭借资料就下结论，“我曾经受过教训，有些主动找上门来向我反映问题的爆料人，他们往往把事情说得神乎其神，遭遇惨不忍听——但到了新闻现场，有时候我就发现上了爆料人的当。他们夸大了事实。”他在记者手记中写道。

“相关线索是否属实，最后我是进入新闻现场进行调查采访核实了的。当时有一个叫袁又东的农民，他向我说自己的孩子被抢走了，送到了福利院，后来送去了美国。怎么证实她的孩子被抢走？我从官方的内部卷宗里边已经查到了。怎么证明孩子是他的？我找到了接生婆。怎么证实孩子现在在美国？我通过调查及朋友的帮助，找到了这个孩子在美国的照片，很凑巧的是，被抢走的是双胞胎中的一个。照片中的孩子，跟没被抢走的那个长得几乎一模一样。”上官敫铭回忆起当时采访“弃儿”家属时核实线索的经验。

然而调查中最大的突破不是源于深入当地的采访，而是上官敫铭在长期关注此事的过程中，获得了官方的各种内部材料。“说实话，如果没有这些内部材料，很多农民，比如老袁，我是不敢轻易去相信他们的描述的。在现场采访的过程，实际上，我所做的另一项工作，就是核实官方这些内部材料是否属实的过程，有很多材料，这些农民听都没听说过。”

庞杂的证据收集到一起之后，如何理出一条证据链去解释事件是每个调查记者都要面对的问题。而当时《新世纪》周刊副主编张进对记者的要求正是至少要找到一个孩子，他被抢走、被送到福利院、再被送到海外收养，是一个完整的过程。“证据链的闭合，需要下很大的功夫。得到的线索是否属实，我要不断去核实，去求证。我发表在财新网上的小短文《杨玲是如何变成弃婴的》可以算是一个闭合证据链的展示。”上官敫铭说道。对于调查性报道的写作，他认为：“调查报道的文本，更多起到的是展示、呈现事实的作用。事实就是力量。”

张进：尘封已久的悲剧，黑白分明的新闻

2011年3月的一天，小组选题会上，记者上官敫铭向张进报告了湖南隆回县高平镇计生部门抢小孩、送到福利院、再卖到国外的线索。“实在是骇人听闻。这样的新闻尽管发生在七八年前，对于这样尘封已经的悲剧，我们在任何时候把它报道出来，都会具有震撼性的价值，” 张进在参加某研讨会发言时说，“我们是以最大的克制，来编辑这篇稿件的。以往，我们的封面报道，经常会配一个评论，以表达我们对这个题目的立场和态度。但这次，不需要。因为这个新闻，是黑白分明的。再说任何话，都是多余。因为读者会比我们敏锐和深刻。”

报道刊出前是否有进行补充采访以充实证据？“当时上官敫铭已经遍访当事人和知情人，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堪称铁证。后期的补充采访，主要是报道刊出后，国家计生委派员和湖南省的计生部门前往调查，我们也就派出记者赵何娟去报道查处的事宜。”张进说。

张进引用了一位曾获普利策新闻奖的记者的话：“最困难的不是说出真相，而是说出全部的真相。”他认为，现在的所谓真相太多了，但往往都是局部的真相。局部的真相唾手可得，但经常是没有意义的，是无法做出判断的；只要事实不断累积，达到一定的完整程度，全部的真正的真相才会浮现。

关于选题的尺度问题和报道发布的时机，张进说：“没有绝对不能报道的东西。就算是计划生育是国策，至少也可以选择不同的角度，报道到不同的深度，而非绝对不能碰。总不能我们自己先放弃。再说，近两年来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松动，社会各界都在提倡、呼吁放开二胎了。不仅在民间，在学界也有这样的诉求。不久前在国家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刚刚公布，这些数据基本上支持学界的观点，中国人口结构必须要做出改变。甚至中央高层也作出了一定的反应。因此，我们在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公布后，我们觉得报道的时机比较成熟了，于是决定用封面报道的形式，把报道推出去。我们需要从一个理论高度来理解这个事件，让它不至于成为一个简单的孤立的骇人听闻的故事，而是一个具有历史纵深的对现实的分析。”

报道当时初定的标题是《被没收的孩子》，后来却改成了《邵氏弃儿》。“当时灵机一动，想到了'赵氏孤儿'这个典故，受到了启发。”张进说，“古时，几个侠士的牺牲，成就了一个孤儿的成长，文明发展到今天，却成就了公权力阴影下的”邵氏'弃儿'.“

“我们今天面对的，不是一个宽松的新闻环境。我们不能选择环境，但至少我们不能先自我设限。而可以面对管制，进行冷静的分析，来找到报道的分寸，而不能完全无所作为。”这是张进对处理敏感新闻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