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300年历史的温州“老字号”海鹤药业公司成违法者疯狂融资、敛财的工具,两任法定代表人相继因民间借贷被捕。

案件的背后,藏匿着纷繁复杂的“民间借贷”骗局。民间学者称,温州自2010年开始爆发的民间借贷危机其实还远远没有过去,甚至有加剧的可能。

“8岁的孙子从储存罐里,将硬币一块一块抠出来,捧到我面前说,奶奶,给,这个钱拿去买菜吧。我的眼泪‘哗’地流出来……”

3月18日,陈宝妹哽咽着讲述,他的老伴项有忠也在一旁偷偷垂泪。

陈宝妹夫妇及其家族是温州“戴育仁集资案”中,受害深重的对象之一。原本拥有过亿资产的她,因为民间借贷,在短短的几个月之间,近亿元资金被戴育仁圈走。如今面对的一边是银行催贷,一边是亲朋讨债的噩运。

遭此噩运的,还有郑丽丽、郭少锋等数十人,牵累背后1000多个家庭和众多企业。目前仅陈宝妹等已知的28位债权人,被骗金额已高达10.7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戴育仁原是温州有着300多年历史的“老字号”企业——温州海鹤药业有限公司(简称海鹤药业)的法人代表。海鹤药业被戴育仁接手后,不仅没有让这个“老字号”走出困境,反而被一步步推向了深渊。继他之后的海鹤药业法人代表叶可为同样因为被戴育仁骗走5亿多元的资金而铤而走险,向社会高息吸纳资金,最终因资金链断裂而被捕。

2012年11月1日,戴育仁被债权人扭送至温州市公安局鹿城分局,当日被刑拘;2012年12月4日,鹿城区检察院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将其批捕。

但这些债权人更为担忧的是,“目前戴育仁已经将公司的股份以及个人名下的大量资产进行了处置与转移,他夫妇名下的财产并不多,戴育仁关几年出来,照样还不上我们的钱。”戴育仁债权人委员会负责人之一的郑丽丽这样告诉记者。

本息无归

陈宝妹夫妇的遭遇,还在其他人的身上轮番上演。

“我与戴育仁个人借贷往来至今快5年了,我是好意帮他,但他一开始就设计好陷阱,如今让我妻离子散,公职也没了。”曾经是温州市建行梧田支行行长的债权人徐海强这5年,不仅钱财散尽,还欠下银行及亲戚朋友的巨额债务。

徐有14年的基层行长经历,曾有过戴的“身边人”的短暂经历,“其实我与戴并不认识,是通过戴的一个亲戚介绍的。”徐回忆,“当时戴育仁在温州的房子大概30多处,他还实际控制着温州海鹤药业有限公司、兴瓯医药有限公司(简称兴瓯医药)、国豪实业有限公司(简称国豪实业)、国豪汽车修理厂、国豪农贸市场及皇宫餐饮文化管理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

“认识之后,我把同样做担保生意的表弟周斌武介绍给他。”徐海强回忆,“此后,我表弟就经常接到戴育仁介绍的‘好业务’,开始几笔也收到一些利息。从2008年9月份开始到11月初短短的两个多月时间内,我们家族及我的朋友通过我借给他的钱就高达9000万余元。”

陈宝妹夫妇也是从2008年被戴玉仁“套牢”的。“我的表弟金贤林在我们面前吹嘘戴育仁如何有钱、有实力,并承诺以3分利息予以回报,就这样一次次把我们的钱借走。“考虑到贤林是舅舅的孩子,也看到戴育仁有那么多公司,这个利率在当时又没有超出银行利率的4倍,就相信了他的话。此后,我家及亲戚朋友放在我们这里的钱被他一次次骗走,至2011年3月8日,戴育仁以个人或重庆神农公司担保,骗走我和范华东(另一债权人)6831万元。”

“金贤林不仅合谋戴育仁骗走我的巨款,他还以兴瓯医药做担保,在2009年骗走我们2800万元。”陈宝妹愤怒地表示。

此后,陈宝妹夫妇的公司因缺少流动资金而停产,房产、汽车等也被变卖用于还贷还债。“我们并没有考虑用这种方式赚钱,亲戚朋友把钱放在我们这里,我都是以2分、甚至2.5分的利息返回给他们,结果我从戴育仁那里不仅没拿到利息,本金也有去无回。现在卖房子卖车也还不上这些亲戚朋友的钱了。”陈宝妹绝望地说,“银行的贷款也要到期了,我老公随时可能去坐牢。”

与陈宝妹夫妇、徐海强兄弟一样,目前已知的郑丽丽、郑九飞等20多人均被戴育仁以同样的手段,甚至许以5分、6分、8分的高额利息圈走了大量的资金,同时直接导致债权人——海鹤药业的二股东张君平、温州市奥麦烟具有限公司董事长鲁凯、格力空调温州总代理公司“银星经贸”董事长陈丽丽等这些在温州商界有头有面的人士负债跑路,而债权人郑九飞也是有家难回,四处躲藏。

“海鹤”成敛财工具

实际上,戴育仁高息借贷在2012年被媒体广为报道的“叶可为集资案”中已经隐现。

叶可为是继戴育仁之后的海鹤药业董事长兼大股东,2010年1月,叶可为从海鹤药业前任董事长戴育仁手中收购了海鹤药业80%的股权,其余20%股权被其在“百顺担保”的合作伙伴张君平收购。

“在转让之前,戴育仁利用海鹤药业和兴瓯医药做担保大肆借款,我们很多债权人手上都有盖有这两个公司公章的借款借据或借款协议。”徐海强这样告诉本社记者,“当债权人拿着印有海鹤药业或兴瓯医药公章的借据找叶可为,要求为这些债务负责时,叶无奈之下只能扛下这些债务。”

海鹤药业、兴瓯医药的债务给叶可为增加了沉重的负担,两家药企的产出利润对偿还债务而言只是杯水车薪。为了偿还债务,叶可为开始“以贷养贷”。为了加快借贷速度,2012年以来,叶可为开出的利息从一开始的3分利,逐渐涨到了4分利、5分利,甚至开出过高达6分的利息以求借到钱。

巨大的债务压得叶可为喘不过气,从2011年8月开始他无法支付利息。没有选择跑路的叶可为从2011年9月开始,陆续通知一些债权人,同时表示愿意拿出个人财产偿还公司债务。2012年1月,债权人小组开始接管两家药企的日常运营。8月21日,叶可为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检察院批捕。据当时的官方统计数据,此案涉及135户债权人,法院确认债务总额超过12亿元。

戴育仁一共欠了叶可为多少钱?目前无据可查,不过除了这些被转嫁给叶可为的债务,记者据戴、叶二人签订的一份《协议书》得知,截至2011年9月16日,戴育仁还欠叶可为约5.3亿元。如果算上利息,目前或突破5.7亿元。

戴育仁与叶可为曾于2011年10月7日达成协议,从2011年11月至2012年5月20日,分5次还清叶可为的债务,第一次还款7000万元,后3次每次还款1亿元,最后一次还清剩余的1.7亿元。戴育仁最终未能践诺。

此后,戴突然 “蒸发”。直至2012年11月1日,戴育仁被债权人发现,并被强行扭送到温州市公安局鹿城分局。12月4日,检察院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将其批捕。

非法集资路径

戴育仁被批捕的消息被媒体报道后,2004年内蒙古兴安盟乌兰浩特市,由戴育仁一手“导演”的一起非法集资案也浮出水面。

据受害人程爱丽提供给温州市公安局鹿城分局的举报材料显示,2004年戴育仁在乌兰浩特市以经营好又多超市为名,以“月息3%、三个月为限还本付息”的承诺,圈走受害人43.5万元后逃离了乌兰浩特市。本报记者获悉,该案发生后,程爱丽等集资人员到兴安盟报案,但至今该案未结。

“我们怀疑,戴育仁的第一桶金就是这样攫取的。这与发生在乌兰浩特的那起案子的节点正好吻合。”徐海强说。

据介绍,戴育仁共有4个兄弟、两个姐妹,出生于温州永嘉鲤溪四联村。戴育仁长大后学过裁缝,来温州前在东北及内蒙古等地做服装生意。2006年前后回到温州。此后两年,他多方筹钱购买大量的写字楼和商品房。至2008年下半年,受全球金融风波的影响,他的资金开始吃紧,于是开始想方设法多举债而不还债。

“另外,对银行的到期贷款也不动用自己账内的金额来还贷,而是想方设法从社会借钱来填补。”郑丽丽进一步告诉记者,“我通过银行内情人士了解到,2010年5月4日,戴的内账反映当时中国银行2800万元贷款到期,戴育仁内账余额8400万,而戴育仁却从外面筹借2800万元打进来还贷。”

期间,戴育仁分别以1.2亿元收购海鹤药业、9000万元收购兴瓯医药之后,又以其弟戴育明的名义在重庆注册成立了神农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神农集团),但对外宣传的集团董事长、总裁及董事会主席均为戴育仁。

“这明显有转移资产之嫌,其目的是为了逃避债权人,想故伎重演发生在乌兰浩特的那一幕,然后同样‘人间蒸发’掉。”徐海强说。

此时,戴育仁把温州海鹤药业和兴瓯医药两个包袱以4.5亿元甩给了叶可为,然后向重庆转移。

“在重庆,他开始用善行和正当投资来伪装自己,以期洗白自己。”徐海强说。

戴育仁入驻重庆后,开始以神农集团的名义敛财,如陈宝妹夫妇及其亲朋的钱大部分就是以神农集团及其子公司担保而被圈走。

资金流向

“因为他前期做的是房地产生意,正好那几年温州的房价大涨,按照他原先温州的30多处房产,起码赚了4亿左右,加上他处理海鹤药业、兴瓯医药等企业,也至少赚了2亿多。”他举债的钱不可能大量消失,到底会流向哪里了呢?

对此,债权人认为戴圈的这些钱,只有少部分用于了投资,多数被他占为己有挥霍掉或转移到自己的亲属名下。据债权人介绍,戴以公司和个人名义购置豪华汽车,如戴育明名下有北京牌照的宾利,其子戴政有奔驰、奥迪等名车10余辆。同时他还在异地大量购置房产,除了温州,北京、重庆、杭州、南京等城市均有多处房产。

债权人透露,事实上,在戴育仁被抓之前,他名下的房产及其企业已经所剩无几,均直接转入他家人或间接亲属的名下。如在戴被抓的不到一个月时间内,他实际控制、位于南京夫子庙附近的一幢写字楼迅速由他之外的第二人转至第三人名下。还有一个方面可以证实的是,2012年6月15日,他亲笔写给债权人的一封债务庭外调解书上显示,他将大量的金条、欧元藏匿于重庆、北京的别墅中。

债权人称,戴育仁之妻潘珠箫,有两个身份证,有双户口。债权人质疑,戴育仁及其子戴政也可能有双重身份。本社记者目前还无法从相关部门处得到证实。

温州信贷危机还在发酵中

3月19日,鹿城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队长方志坚、副队长张雷接受本社记者采访时说,戴育仁的案子仅仅是个个案,我们按照正常法律程序在走,目前进展顺利。不过因为涉及面广、数字大、案情复杂,调查的时间会相对长一些。

对于债权人所关心的问题,他们表示,由于还在调查取证阶段,当初是以“非法吸存”立的案,但随着调查的进一步深入以及证据和信息的搜集,有可能会涉及更严重的问题,所以案子的定性还要等到最后以法院的判决为准;至于涉及的金额到底多少,则也要依据第三方审计机构的数据为准。最后,他们补充说,案情调查到一定的时候,我们会向社会披露。

对于戴育仁在案发前将资产转移等问题,温州律师协会常务理事、时代商务律师事务所副主任陈一来律师告诉本社记者,如果存在非法转移的行为,其资产可以返转,可以通过公安部门发文申请冻结。

浙江省人大代表、温州管理科学研究院院长周德文对本报记者说:“温州自2010年开始爆发的民间借贷危机其实还远远没有过去,甚至有加剧的可能。不管是近年发生在温州的系列重大集资案件,还是自去年立人集团案到今年的戴育仁案,都不是孤立的,只是案件大小不同罢了。戴育仁案之所以引起关注,在于它有海鹤药业这个背景,在于它涉及的金额大、面广、案情复杂。”

“戴育仁所运用的是一种典型的非法融资方式,很明显是在非法吸纳社会存款,高风险也很明显。但我们有些企业和个人偏偏贪婪,追求所谓高回报,结果钱没了,自己也违法了。”周德文说,“现行法律规定:超过银行同类利率的4倍就是不受国家法律保护的。”

周德文呼吁要尽快制定一部专门针对民间借贷的法案,来规范、管控、治理民间借贷行为。(民主与法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