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生产线上的工人

早晨七点半，太原市南郊的城西村里涌出了潮水般的年轻工人。他们穿着同样款式的工装，大多数无精打采，一边嚼着热腾腾的鸡蛋灌饼、包子馒头，一边沿村口外的公路慢慢行走。在这条尘土弥漫的水泥公路上，两旁的绿树终年被灰尘覆盖，女工身上的粉红色工装是唯一的亮色。

15分钟后，他们便走到一处庞大的建筑群——拥有近八万名员工的富士康太原科技工业园大门前。在安静而快速地通过狭小的员工通道后，他们随即隐身于园区内一栋栋低矮的灰白色厂房中。

接下来的十个小时里，他们就像机器人一样，沉默地重复着各种细枝末节的工作。

将保安“狠狠教训了一顿”

如果没有9月底发生的那一起大规模骚乱，作为富士康在大陆布局的众多生产园区之一，太原工业园并不引人关注。

9月23日深夜，数以千计的富士康工人与园区保安发生了持续数小时的激烈冲突。在这场导致40名男性员工受伤的冲突中，工业园出现了车间封闭、超市被砸、厂房受损等状况。事态最终在大批警力介入下才得以平息。

两周后，除了园区附近驻守的一两名警察外，这里已看不出骚乱的痕迹。

迎着上班人群的是另一群刚下夜班的工人，劳累一夜后，这些人最想做的事就是躺在舒服的床上睡觉。

20岁的陈兴国走在这支萎靡不振的下班大军中。这个瘦高身材的青年留着造型夸张的发型——额头前染成黄色的头发几乎完全遮住了他的右眼。他双手插在牛仔裤兜里，嘴里叼着香烟，脸上挂着长时间劳作后不愿多说一句话的倦怠表情。

在之前的整个晚上，他就坐在流水线旁，跟几百名工友干着同样一件事：拣起传送带上流过的铝制手机外壳，检查外壳表面有无压铸时残留下的金属颗粒，如果有，他们就用一把形似刻刀的工具将其刮擦掉。完成这样一道工序只需要几秒钟。

“我们一整天都在干这样的事。”陈兴国面无表情地说道。这名年轻工人来自山西晋城农村，初中毕业后曾在当地亲戚开的小餐馆打过杂，还曾在北京的小网吧里当过服务员。去年夏天，他和一位朋友应聘进入了富士康。朋友告诉他，这是家世界500强企业，收入稳定，而且能按时发放工资。从此，陈兴国便成为自己的同乡——祖籍山西晋城，但在台湾出生和发家的郭台铭那庞大制造帝国上一颗微不足道的螺丝钉。

尽管过去的乡下时光在他身上留下了黝黑肤色，但城市生涯已经让陈兴国发生改变——除了发型，他的左耳戴着一个五角星形的金属耳钉，手里的黑色三星手机总是播放着流行音乐。

在富士康超过百万人的劳工里，陈兴国是人数最为庞大的基层作业员之一。这个20岁左右的群体几乎都来自农村，大多数只读完初中、中专便外出打工。在富士康里，依靠每日简单而重复的劳作，他们每个月能挣到2500元左右的收入。

跟他们曾经外出打过工的父母相比，这样的收入水平要高得多。十多年前，陈兴国的父亲曾在东莞的电子厂里打过工，每个月只能挣到可怜的几百元。

现在，他们又走上了父辈曾经走过的进城打工之路。时间似乎并未改变两代人的际遇——他们都终日坐在流水线前，面对着永远没有尽头的零件。不同的是，父亲当年生产的是电视机，而陈兴国生产的是手机。

陈兴国手里的铝壳经过研磨、抛光、喷漆之类的一系列工序后，最终会跟其他零部件一起，被工人们组装成现在最耀眼的产品——苹果公司刚发布的有着更薄机身和更长屏幕的iPhone 5。但这个新时髦产品，对陈兴国来说，太贵了。目前，iPhone 5在中国黑市中的售价高达7000元以上。

作为郭台铭庞大制造帝国的分支，富士康太原工业园在帝国版图上不算起眼。过去十年中，由于快速膨胀和成本上涨等原因，富士康的触角已从深圳延伸到中国内地众多省份。动辄数十上百亿元的投资额，令热衷招商引资的地方政府无不夹道欢迎，纷纷在土地、厂房、税收、财政补贴等诸多方面提供扶持。在这股富士康内迁的洪流中，新生代打工者正日渐发出自己的响亮呼声。

“上一代认为进城打工就是为了赚钱，养活老婆孩子，受点气也无所谓。”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副教授王兴周说，他们“有自己比城市人低等的观念”，惯于逆来顺受。

而80后、90后的新生代打工者已经没有那份耐性和牺牲精神了。和父辈们相比，他们不愿忍受过去的工厂严格管理制度和下班后的枯燥生活。2005年开始从事农民工代际差异研究的王兴周说，新生代受教育程度更高，而且通过电视、互联网等媒介，对外界有更多了解，有了追求平等的意识，“他们对自我价值有更多追求”。

伴随着新生代打工者的觉醒，富士康这架巨大制造机器的挑战也随之而来。

2010年，富士康深圳园区发生了一连串令外界瞠目结舌的员工跳楼自杀事件。这不仅令富士康遭到它最重要的客户——苹果公司的独立调查，还一度出现股价大跌的危机。媒体的批评报道也令富士康的公众形象直线下滑。

作为应对，富士康在事件发生后将基层员工的月薪从 900 元调升到 1200 元，还发起了“珍惜生命、关爱家人”员工签名活动，不过有员工将之称为“不自杀协议”。

今年3月，受苹果公司委托对富士康进行用工环境调查的美国非营利机构公平劳工协会发布报告称，富士康存在加班时间过长、“克扣”加班工资等一系列违反劳工权利的行为。此后，“血汗工厂”的称谓像富士康的烙印一样，频频见诸报端。

9月23日的骚乱，让富士康已不光彩的形象再受打击。

一位上夜班的罗姓工人说，工人们把蛮横无礼的保安们“狠狠教训了一顿”。

出于生产安全和保护商业机密的目的，在富士康太原工业园里，保安一向对工人奉行严厉的管理姿态。工人一旦被发现未按要求穿戴工装、违规在车行道上走路、甚至在园区内用手机拍照，就可能遭致保安的责骂乃至恐吓。隐忍多年后，工人们爆发了。

“保安总是狐假虎威地欺负我们。”这位罗姓工人愤懑地说道。事件起因是几名工人酒后与保安发生口角，其中一人被多名保安拖进面包车里殴打。而这类事件已不止一次发生过。

大批被激怒的工人随后与保安爆发了激烈冲突，他们吼叫着四处追打保安，有的人掀翻园区内的汽车，砸碎超市玻璃，推倒栅栏。

八万人的富士康工业园里，一场貌似微不足道的口角，最终像蝴蝶效应一样演变为富士康史无前例的巨大骚乱。

陈兴国对自己未能参加那晚的大事件有些遗憾。而他的工友说，如果富士康放任保安的粗野行径，这样的事件随时会再次发生。

走进城西村里时，陈兴国弹掉烟头，在一家肮脏的小饭馆里吃了碗刀削面后，便径直回到自己租住的小院里。

“睡眠中，请勿打扰”

过去的七八年中，在富士康太原工业园周边的城西、南黑窑、小店等郊区的村子，成千上万的富士康工人成了它们的新的主人。

这些带着泥土气息，带着迷惘和期待的年轻人从农村来到城市后，便一头扎进了城中村和工厂。他们在空间和心理上都身处城市边缘，终日呆在郊区脏乱的城中村和永不停歇的工厂里。

城中村四周，原本荒凉的土地上已经建起了一个个高档住宅区。这些高楼每平方米的价钱相当于一台黑市中的iPhone 5，差不多是普通工人月收入的三倍。“对他们来说，在城里买房遥不可及”，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富士康管理者说，房地产市场的涨价幅度远远超过了工人的涨薪幅度。这位管理者的任务是组织车间工人完成生产任务，“除了工作，我们很少有交流，更不会成为朋友”。

陈兴国租住的房间位于城西村口的一条狭长小巷右侧，是一个带有北方四合院风格的小院的一部分。这个小院由一栋两层楼房合围而成，院内贴着红色瓷砖的屏风正中，印着大大的“福”字，四周画着盛开的牡丹、莲花。

绕过屏风，埋头从挂满衣服的晾绳下走过，便能看到一扇扇紧闭的绿色铁门。其中一扇门上贴着一张泛黄的告示，上面写着“睡眠中，请勿打扰……谢谢！”

这个小院有近30间房屋，租客几乎都是20来岁的富士康工人，每月三四百元房租。同住一个院子的他们少有往来，作息时间不同和习惯性的倦怠，是阻碍他们彼此交往的重要原因。小院子的房东说，“他们就像机器一样，除了睡觉，就是工作”。

只有节俭的员工才愿意住在富士康园区内的员工宿舍里。在有的人眼里，虽然只用交110元住宿费，但那些灰色混凝土宿舍楼简直就是一个大垃圾堆。

不久前潜入富士康太原工业园采访的《新闻晚报》记者王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