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山西商品经营资本的发展

山西商业资本开始的时间很早。先秦时代晋南一带就有了商业交易活动。晋文公称霸时，榆次、安邑就已成为有名的商业集镇。秦汉时代，太原、平陆、平遥、汾阳等地已成为重要商品集散市场。唐朝定太原为北京，使太原城成为商业繁华的有名城市，韩愈形容当时的太原是“朗朗闻街鼓，晨起似朝时”。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山西商人还没有一定组织和突出的地位。

到了宋代，山西商人与徽州商人并称，成为当时中国商业的中坚力量。北宋王朝所需要的战马大多数依靠北方的辽来供应，辽也急需要宋的手工业制造品。据历史文献记载，宋朝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宋王朝出藏绢2000多匹在山西岢岚买马，又出绢30000多匹在山西各州府买马，非官方的民间贸易更是频繁。《马可·波罗游记》中写着：“从太原到平阳（临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利润”。

从明代到清代初年，山西商人势力得到进一步发展。明代全国较大的商业城市有33个，山西就有太原、平阳、蒲州（永济）三处。这时，山西商人的资本积累已相当可观：“平阳、泽、潞富豪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明代末年，山西商人已进入了东北地区，1618年努尔哈赤占领抚顺时，对在抚顺的山西等地的大商人写了“七大恨”，命令他们退回山海关内，可见当时山西商人已经和后金进行着贸易活动。清兵入关后，蒙古地区归入清王朝统治，归代城商业开始蒸蒸日上。康熙中年，山西商人进入外蒙古草原贸易。从此，东北的松辽平原和内外蒙古草原，就成为山西商人贩运贸易的新市场。当时，蒙汉贸易必须经过张家口和杀虎口（后改归化城），俗称东口和西口。张家口的八大家名商都是山西人，其中最大的企业是祁县人范家开设的“兴隆魁”，这个商业性的企业有职员290多人（有的则说共有职员1000人左右），是清代中国对外蒙和俄国贸易的第二大型企业。

在对蒙贸易的西口--杀虎口，山西的行商经常在大青山和西营一带贸易，并得到清政府的特殊照顾，获得了很高的利润。这些行商会说蒙语的被称为“通事行”，其中最大的“通事行”就是山西人开办的“大盛魁”，从业人员达六、七千人，人们曾形容“大盛魁”的财产能用五十两重的银元宝从库伦到北京铺一条路。在宁夏，著名的大商号多是万荣、平遥、榆次、临猗一带的山西商人开办，宁夏的名药材枸杞半数掌握在山西人开的“庆泰亨”手中。在青海，山西商人以西宁为根据地活动于各州县。在北京，粮食米面行多是祁县人经营；油盐酒店多是襄陵人经营；纸张商店，多是临汾和襄陵人经营；布行多为翼城人经营，鲜鱼口以西有布巷，全为翼城人；北京至今留有招牌的大商号“都一处”、“六必居”、“乐仁堂”等都是浮山、临汾等山西商人首创和经营。此外，山西商人还到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广东等地贸易和经商。广州的濠畔街，多数房子是山西商人修建的。“广生远”、“广懋兴”、“广益义”等实际都是山西人在广州开设的企业。由海上出口茶叶，比如运往印尼的茶，都是由山西人在产地收购，运往广州，由潮帮商人从山西商人手中购进再转运南洋的。至于长江中下游一带，扬州的盐商、江西和福建和茶商以及由长江口出海与日本的贸易，也数山西人最为活跃。

除了国内贸易外，山西商人还开拓了国外市场，我国从陆路对俄贸易最早最多的是山西人，在莫斯科、彼得堡等十多个俄国城市，都有过山西人开办的商号或分号。在朝鲜、日本，山西商人的贸易也很活跃，榆次常家从中国输出夏布，从朝鲜输入人参，被称作“人参财主”；介休范家，几乎垄断了对日本的生铜进口和百货输出。在清朝统治期间，能够兴旺发达二百余年的商业世家，最有名的是：榆次的常家、聂家、太谷的曹家，祁县的乔家、渠家，平遥的李家，介休的侯家、冀家，临汾的亢家，万荣的潘家，阳城的杨家等等。他们既是大商人、大高利贷者，又是大地主，都拥有极为雄厚的资本。

三、“汇通天下”的山西票号

山西商人资本中的货币经营资本形式，最著名的是票号。票号又叫票庄或汇兑庄，是一种专门经营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在票号产生以前，商人外出采购和贸易全要靠现银支付，在外地赚了钱捎寄老家也得靠专门的镖局把现银运送回去，不仅开支很大，费时误事，而且经常发生差错。这就迫使外出经商的山西商人不得不寻求新的办法。相传平遥县“西玉成颜料庄”在北京、天津、四川等地都设有分庄，总经理叫雷履泰。“西玉成”北京分庄经常为在北京的山西同乡办理北京与平遥、四川或天津之间的现金兑拨。比如平遥商人在北京把现金交给“西玉成”，那么“西玉成”北就分庄就写信给平遥“西玉成”总号，让汇款人在平遥领取现金。这种异地拨兑，开始只限于在亲朋好友之间进行，并不收费。后来，要求拨兑的人越来越多，在双方同意的原则下，出一定手续费就可办理。这位雷经理很聪明，发现这是一个生财之道，于是改设“日升昌”，兼营汇兑业务，果然营业很旺盛。接着，他就放弃了颜料生意，专门经营汇兑业务，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以后，他们调查了山西商人贸易的地点，选派精悍的伙伴，先后在天津、张家口、沈阳、苏州、上海、厦门、广州、桂林、重庆、长沙等地开设汇兑分号招揽生意。由于这种汇兑在此处交款，彼处用钱，手续简单，使用方便，所以除山西商人和其他地方商人汇款以外，还有政府及官员来托办汇兑事宜。随着资本的增加，通汇地点越来越大，利润也越来越多。接着又吸收现款，发放贷款，“日升昌”的生意一派兴旺。看到这种景象，山西商人纷纷学习“日升昌”的经验，投资票号，从而形成了著名的山西票号。到鸦片战争前夕，山西票号大约有八家。鸦片战争后的十年内，仅日升昌、蔚丰厚、日新中三家山西票号在各地设立的分支机构就有35处，分布在全国23个城市。他们除专门经营汇兑业务外，还兼营存款、放款业务，并把汇兑、存款和放款结合起来，利用承汇期，占用客户的现金放高利贷，得到了很高的利润。据史料记载，1847年末，山西票号蔚泰厚苏州分号已有存款（白银）36000两，放款80000两，1850年，日新中北京分号有存款近37000两，放款近70000两。太平天国起义后，清政府的财政更加困难，山西票号也由起初为封建商人服务转向清政府。为了承揽清政府对外活动款项汇兑等国际业务，票号商人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祁县合盛元票号总经理贺洪如于1907年在日本神户、东京、横滨、大坂都开设分支机构，平遥的永泰裕票号在印度加尔各答开设分号。此时的山西票号真可说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了。

四、山西商人对中国金融贸易史的贡献

一、山西商人资本的发展，不仅使山西商人聚集了大量的货币资财，让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回家乡，而且促进了山西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全国商品物资的交流，加快了中国自然经济解体和商品经济发展的进程。清乾隆年间，山西商人王廷煜投资开采铜矿，刘永和投资开采龙门煤矿，使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明朝官营解盐生产，征发盐户到盐池服役做工，叫做“盐丁”。盐丁另立户籍，世代相起，实际上是封建国家的工奴，生活痛苦万状，经常抗工逃亡，生产效率极低，这表明落后的生产关系已经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1648年，清政府废除“盐丁”制，把解盐生产改官营为民营，交给商人自行浇晒。第二年又把盐池分为五百一十三号，规定一户商人经营一号，逐一登记。这种经营解盐生产的“坐商”，自筹资金，雇人捞盐，每产盐一百引（二百四十斛为一引），其中七十引要纳税，一引折合白银三钱二分，另外三十引不纳税，抵作商人工本费。坐商对盐池虽然没有所有权，但是却有占有权和使用权，他们只要向政府纳税，就可获得一号盐池，经营生产。坐商雇佣工人的工资，以其技术高低来决定，按年支付，实际上已构成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坐商就是早期的资本家，盐工则就是近代盐池产业工人的前身。当时，盐池有20000多名工人，生产规模巨大，超过了欧洲早期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水平。从明朝官办，“盐工”逃亡，到坐商经营，“居民踊跃赴工”看，这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性转变，显示出新的生产关系适应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

二、造就了一代理财人物。山西商人资本不论是商品经营资本还是货币经营资本，一般都不是资本的拥有者（即商业资本家）直接从事经营活动，多数是由财东（商业资本家）出白银若干，委托一个自己信赖的、精明能干的人当掌柜（相当于经理），从事某项经营活动。财东把资金运用权、人员调配权、业务经营权交给掌柜，独立自主地从事经营活动。定期结帐一次，由掌柜向财东汇报经营成果。如果财东满意，就继续任用，财东信不过就可以辞退。这种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实行经理负责制的方式，再加上以后实行的人身股制度，促使经营者工作不敢懈怠，把职工的利益和企业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促进了管理人才的出现，提高了经营效益，这在中国企业史上是有积极意义的。

三、舍得智力投资，举办商人职业教育。早在元代，运城盐池就设有盐商子弟学校，叫做“运城盐运使司学”。清代在包头城，也有山西商人自办的子弟学校。驰名中外的旅蒙商“大盛魁”商号，在外蒙古的科布多设有本企业的训练机构，从晋中招收十五、六岁的男青年，骑骆驼经过归化、库伦到科布多接受蒙语、俄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及商业常识的训练，一般为半年，然后分配到各分号，跟随老职工学习业务。这种重视提高职工业务素质的办法，就是现在来看，也是很有远见卓识的。

四、首先创造了民间汇兑业务、转帐和清算中心，首先创造了类似中央银行的同业公会，都显示了山西商人的精明能干和创造能力。山西商人，最先打入国际金融市场，表现了他们敢于向新的领域开拓的风姿。学习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山西人并不一向就是那么封闭落后，因循保守。明清时代，敢于远离家乡，开拓致富的山西商人，并不比沿海一带的商人逊色。在发展现代经济的今天，学习这段历史，反思我省由开拓走向封闭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于振兴山西经济，建设美丽的家乡是很有意义的。

晋商文化的内涵

晋商始于宋代，称雄于明清，衰落于20世纪初。考察其数百年的发展图景，晋商之所以成功乃是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融入到商业经营，在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了一套自成体系的商业文化和经营理念。诚实守信、义利并举就是其中最为本质的两个内容，它们支撑着山西商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业绩，并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诚实守信：为商做人之本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文化。“诚”这一哲学范畴是儒家经典《中庸》提出来的：“诚者，天之道也”，“不诚无物”。“诚”的意思就是真心实意、真实不欺。战国末年，孟子和荀子都讲“诚”，孟子说：“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荀子说：“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荀子·不苟》）。诚的理论至宋代周敦颐而有大的总结，周敦颐说：“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五常百行，非诚非也。”（《通书》）。这就是说，诚是仁义礼智信五常及一切德行的基础，不诚则一切德行皆属虚而无其实。

“信”是儒家伦理思想的重要范畴。它的含义主要是指诚实可靠，守信用。作为人所应有的优秀品质和做人的伦理规范原则，“信”在儒学精神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从孟子开始信成为人伦之一，即：“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汉代董仲舒称“仁义礼智信”为“五常”，宋代朱熹认为：“信便是真个有仁义礼智，不是假”（《朱子语类》）。信是以诚为基础的，是对道德原则信念的坚持以及执行时的不做假。

晋商受儒家思想影响极深，他是将做人的道理应用于买卖生意上，特别是将“诚实守信”的观念融入商业活动中，以诚实为本，坚持质量第一，维护自己的信誉，不弄虚作假。是先做人，后经商。以信用为上，取信于人，宁愿赔钱也不做玷污招牌的买卖。祁县乔氏在包头的复盛油房运大批胡麻油往山西销售，经手职工为图私利，在油中掺假，被掌柜察觉，立即另行换装，虽然经济受损，但是从此信誉昭著，近悦远来。

晋商在进行商业活动时，诚实（守信）的表现还有重信守约、有诺必践。经商过程中，商号之间资金经常相互“拆借”，叫做“相与”，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借贷款项。他们对待“相与”极其慎重，经过了解，认为对方重信守约，才与之银钱来往。既经来往，就是对方中途发生变故，明知无利可图，也不中途绝交。万一对方倒闭，成了呆账，也就听之任之，当作教训，其指导思想是：利是商家之血，信为商家之命。

晋商以诚实守信为商业精神，以雄厚资本为物质基础，创造出令世人瞩目的商业辉煌。票号是山西商业中极为独特也最具代表性的行业，一纸汇票千里传，万两银子立刻取。在当时复杂多变的环境下，没有一种内在的商业精神的支撑，很难达到这样的水平和高度。可以说晋商是以诚实守信为根本的思想原则，并将其贯穿整个商业活动的始终。

义利并重：经商致富之道

“义利”之辨是讨论伦理道德原则与物质利益之间关系的问题，是儒家思想重要争论之一。义主要是指思想、行为所必须遵守的道德原则。利是指功利，物质利益。

晋商兴起于明清之际，当时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封建的生产关系体系已有了裂痕，出现了许多反映商人阶级要求的思想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颜元。他吸收先秦墨家“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义利统一的思想，又汲取荀子“义利兼有，以义制利”的思想，提出“正其谊（义）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的命题，他认为义与利是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相互渗透，谋利计功是正义明道的目的，也是正义明道的动力，正义明道是谋利计功的手段。这就是义利并重，义利统一的思想。

受当时先进的商业思想的影响，晋商挟信义而经商，不畏艰难，辗转千里，输万货以为人，赢百利而利己，逐渐形成义利并重，义利统一的商业价值观。

商业经营活动中的义，在担负社会责任感的同时，应该还包含了三层含义：先进的经营机制、优良的企业素质、灵活的经营方针。一、晋商建立了具有强大动力、很强的平衡约束力的商业经营机制，把权、责、利三者很好地结合起来。财东一般不直接参与商号的经营管理，而是选用自己信赖，又熟悉业务、精明能干的人当掌柜。本着“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原则，放手让其经营。为了避免各商号造成脱节，晋商通常运用大号管小号，总号统支号的方法，层层节制使整个管理系统有条不紊。各个商号之间又相互联系，相互支援，相互制约，建立起一种独特的“纵向管理，横向联系”的制衡式的经营管理模式。

二、提高商号素质，增强内在活力。晋商号的机构精干，在人员设置上的原则是：“因事设人”。一般从业人员在10人左右，精干的机构设置提高了商号的办事效率，减少了人员重叠造成的拖泥带水。晋商对于人员的素质要求非常严格，狠抓业务，让自己的职员练到嘴稳手勤。在职业道德方面，要求人员重信誉，贵忠诚，鄙利己，喜辛苦，戒奢华。制定出许多规定，如果违反开除出号，永不续用。晋商也因此建立起了良好的商业形象，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三、把握信息，预测行情，审时度势，经营方式非常灵活，多变。晋商从商业竞争中认识到信息的重要性，要求掌柜必须及时捕捉商机，制定经营决策，做到出奇制胜。晋商在竞争中知于前，行于先，在诚实守信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义利并重、义利统一的商业价值观，服务民生，富足家业，在商界纵横500余年。

晋商风俗文化

所谓社火，是旧时在节日扮演的各种杂戏。晋商对于民间社火活动的发展也起到了推动作用。以山西中部来说，清后期晋中多富商，这一带的社火也十分繁盛，有民谣称：“榆次的架火，太谷的灯，徐沟的铁棍爱煞人”。架火是一种造型社火，在晋中榆次、太谷等县比较盛行。榆次南庄架火与太谷黑山火、排楼火、桌子火最著名。南庄架火起源于民间烟火炮仗，清代已发展到奇异光彩的境界。架火以单桌顶立，共12张桌。寓意一年十二个月，如有闰月则顶13张桌。架火用纸、麻、竹杆等结扎成山石状，彩绘出来，再用各种纸炮、花炮、绣花炮编织成图案，悬挂于桌子的各层，成为集雕塑、绘画、结扎、裱糊、剪纸于一身的综合艺术品。燃放时，点燃走马（即串在铁丝厂的起火），经固定路线，打中架火最下一层，之后逐层燃放，鞭炮齐鸣，礼花喷射，硝烟弥散，五彩缤纷，十分壮观。在架火前，原放一明代刻碑，后毁，但存拓片，人们用拓片制成石碑，立于架火前。在点燃架火前，将此仿制石碑焚烧升大。拓片所载原文是：

大明万历朝仲春上月上元书驰放焰火碑记

为祝天地水三宫三神，祝普天同庆贺新岁之五谷丰登，请免水陆之灾，风雷冰雹之害，降神火之威，压瘴气之滋生焉。

敬此流芳

社以神之体民，以火之望，普之以四面八方，借泰山之势，以火为望，社生灵，持以此山火为延庆。

树立此碑，继世永昌

万历皇朝岁在甲午仲春正月甘四日立

太谷的灯于道光时已颇具盛名，之后从咸丰、同治一直延续下来。太谷的灯与太谷的商业活动有关，商贾的往来，商业的发展使太谷县城有仿效苏、杭、扬三州之风气。太谷灯品种繁多，制作精巧。道光时，太谷富商从广东引进的宫灯形式有八角、六角样式，质地有玻璃、纱、绣缎三种。灯架多是紫檀等硬木制成。灯上装饰有书写的千家诗、唐宋诗词，并绘有花鸟鱼虫、人物山水，庶民百姓则悬挂贴剪纸灯影。灯影俗称走马灯，形状是圆柱体，或纸或纱裱糊，借烛光热力，推动转盘，以隐现各种人物故事和诗词灯趣。在太谷还有一种特殊的绞活龙灯火活动。清嘉道年间，太谷田家后人经商广东，将绞活龙的制作技水引进太谷。活尤长四丈五尺，纸扎龙头，布制龙身，选空旷之地搭龙棚二座，高一丈八，距十八丈，龙棚之间由若干绳索相连，中间悬一圆球，取“二龙戏珠”之意，两龙即系于绳索上，龙身内置灯数盏，龙棚中人力绞动绳索，二龙即可上下左右作飞腾状，地面上则由十数人舞动老龙，上下配合。参加活动者数十人之多。入夜，灯月辉映，锣鼓喧大，鞭炮齐鸣，人声鼎沸。在弥漫的硝烟中，老龙小龙上下腾飞，或二龙戏珠，或双龙拜母，吼声震野，煞是壮观。现在，活龙以电取代蜡烛，用电动代替人绞，可谓锦上添花，更加逼真。在山两沁水县霍家山，也有耍花灯的习俗。据传是该县人在汉口经商，习耍龙灯，传习乡里，相传至今。沁水之龙灯总长约14米，分龙头、龙身、龙尾三部，有火球前导，烟火作效果，总称“二龙戏珠”。其场次舞法有老龙漫游、蛇脱皮、大翻身、盘龙戏珠等，音乐以唢呐为主，锣鼓伴之。巨龙摇头甩尾，翻腾漫游，气势雄伟，舞兴浓处放几把烟火，更有腾云驾雾之势。

徐沟县铁棍，又称抬阁，以幼女着丽衣扮装，缚股于铁棍之上而舞，下以八人或十六人或二十四人抬之。要求所有抬阁人以统一节拍上下起伏，带动阁上演员舞动。又有背棍，又称背阁。背棍由上中下三截构成，有直顶、旁顶、活心等样式，分单人棍、双人棍、三人根，由一壮汉背铁棍，上扛一至三名儿童，他们共同扮演一组戏曲或故事人物，并配以与人物相符的道具。表演时，背棍者根据故事，迈着与角色心理、性格相吻合的步伐，被背者也随之做相应的表情和姿势，构成上下浑然一体的艺术造型。背棍队伍少则五六组，多则百余组。集体跑圆场，表演既是艺术比赛，又是对人的耐力考验，很有一番气势。扮人物的儿童家长视被选上扮演为吉祥，故很愿意自己的子女被选中上背根或铁棍。又有扒棍，以多人抬木架，架上有巨横梁，枕以三四丈之长篙，中与横梁加活动之枢，其篙之尖端在前，以骑鹤童子缚之。其下端在横梁之后，以多人徒手执之。视前方屋上有妇女，则使篙尖之骑鹤童子挥尘近之，杂以谐语。背棍、铁棍不说不唱，只以锣鼓音乐舞蹈动作表演传情，被称为“无言戏曲”、“空中舞蹈”。凡社火活动，富商大贾各大商号均予以经济支持，背棍、铁棍等在富商大贾宅院和商号门前表演时，富商和商号均须付表演者一定数额的酬谢。不难看出，社火中一些项目的引进，活动的开展，也与晋商有着密切关系。所谓社火，是旧时在节日扮演的各种杂戏。晋商对于民间社火活动的发展也起到了推动作用。以山西中部来说，清后期晋中多富商，这一带的社火也十分繁盛，有民谣称：“榆次的架火，太谷的灯，徐沟的铁棍爱煞人”。架火是一种造型社火，在晋中榆次、太谷等县比较盛行。榆次南庄架火与太谷黑山火、排楼火、桌子火最著名。南庄架火起源于民间烟火炮仗，清代已发展到奇异光彩的境界。架火以单桌顶立，共12张桌。寓意一年十二个月，如有闰月则顶13张桌。架火用纸、麻、竹杆等结扎成山石状，彩绘出来，再用各种纸炮、花炮、绣花炮编织成图案，悬挂于桌子的各层，成为集雕塑、绘画、结扎、裱糊、剪纸于一身的综合艺术品。燃放时，点燃走马（即串在铁丝厂的起火），经固定路线，打中架火最下一层，之后逐层燃放，鞭炮齐鸣，礼花喷射，硝烟弥散，五彩缤纷，十分壮观。在架火前，原放一明代刻碑，后毁，但存拓片，人们用拓片制成石碑，立于架火前。在点燃架火前，将此仿制石碑焚烧升大。拓片所载原文是：

大明万历朝仲春上月上元书驰放焰火碑记

为祝天地水三宫三神，祝普天同庆贺新岁之五谷丰登，请免水陆之灾，风雷冰雹之害，降神火之威，压瘴气之滋生焉。

敬此流芳

社以神之体民，以火之望，普之以四面八方，借泰山之势，以火为望，社生灵，持以此山火为延庆。

树立此碑，继世永昌

万历皇朝岁在甲午仲春正月甘四日立

太谷的灯于道光时已颇具盛名，之后从咸丰、同治一直延续下来。太谷的灯与太谷的商业活动有关，商贾的往来，商业的发展使太谷县城有仿效苏、杭、扬三州之风气。太谷灯品种繁多，制作精巧。道光时，太谷富商从广东引进的宫灯形式有八角、六角样式，质地有玻璃、纱、绣缎三种。灯架多是紫檀等硬木制成。灯上装饰有书写的千家诗、唐宋诗词，并绘有花鸟鱼虫、人物山水，庶民百姓则悬挂贴剪纸灯影。灯影俗称走马灯，形状是圆柱体，或纸或纱裱糊，借烛光热力，推动转盘，以隐现各种人物故事和诗词灯趣。在太谷还有一种特殊的绞活龙灯火活动。清嘉道年间，太谷田家后人经商广东，将绞活龙的制作技水引进太谷。活尤长四丈五尺，纸扎龙头，布制龙身，选空旷之地搭龙棚二座，高一丈八，距十八丈，龙棚之间由若干绳索相连，中间悬一圆球，取“二龙戏珠”之意，两龙即系于绳索上，龙身内置灯数盏，龙棚中人力绞动绳索，二龙即可上下左右作飞腾状，地面上则由十数人舞动老龙，上下配合。参加活动者数十人之多。入夜，灯月辉映，锣鼓喧大，鞭炮齐鸣，人声鼎沸。在弥漫的硝烟中，老龙小龙上下腾飞，或二龙戏珠，或双龙拜母，吼声震野，煞是壮观。现在，活龙以电取代蜡烛，用电动代替人绞，可谓锦上添花，更加逼真。在山两沁水县霍家山，也有耍花灯的习俗。据传是该县人在汉口经商，习耍龙灯，传习乡里，相传至今。沁水之龙灯总长约14米，分龙头、龙身、龙尾三部，有火球前导，烟火作效果，总称“二龙戏珠”。其场次舞法有老龙漫游、蛇脱皮、大翻身、盘龙戏珠等，音乐以唢呐为主，锣鼓伴之。巨龙摇头甩尾，翻腾漫游，气势雄伟，舞兴浓处放几把烟火，更有腾云驾雾之势。

徐沟县铁棍，又称抬阁，以幼女着丽衣扮装，缚股于铁棍之上而舞，下以八人或十六人或二十四人抬之。要求所有抬阁人以统一节拍上下起伏，带动阁上演员舞动。又有背棍，又称背阁。背棍由上中下三截构成，有直顶、旁顶、活心等样式，分单人棍、双人棍、三人根，由一壮汉背铁棍，上扛一至三名儿童，他们共同扮演一组戏曲或故事人物，并配以与人物相符的道具。表演时，背棍者根据故事，迈着与角色心理、性格相吻合的步伐，被背者也随之做相应的表情和姿势，构成上下浑然一体的艺术造型。背棍队伍少则五六组，多则百余组。集体跑圆场，表演既是艺术比赛，又是对人的耐力考验，很有一番气势。扮人物的儿童家长视被选上扮演为吉祥，故很愿意自己的子女被选中上背根或铁棍。又有扒棍，以多人抬木架，架上有巨横梁，枕以三四丈之长篙，中与横梁加活动之枢，其篙之尖端在前，以骑鹤童子缚之。其下端在横梁之后，以多人徒手执之。视前方屋上有妇女，则使篙尖之骑鹤童子挥尘近之，杂以谐语。背棍、铁棍不说不唱，只以锣鼓音乐舞蹈动作表演传情，被称为“无言戏曲”、“空中舞蹈”。凡社火活动，富商大贾各大商号均予以经济支持，背棍、铁棍等在富商大贾宅院和商号门前表演时，富商和商号均须付表演者一定数额的酬谢。不难看出，社火中一些项目的引进，活动的开展，也与晋商有着密切关系。

晋商饮食文化

晋商家宴红白喜事，比较讲排场，一般家宴“八碗八碟”已是上等酒席。但一些富商还要上三台。所谓三台，就是除了“八碗八碟”外，又有点心、水果、三炒三烩，一共124种食品。这124种食品分为三台，分别由鸡、鸭、猪仔各统帅一台，故称三台。普通宴席吃三台，遇有重要人物光临则还要吃“官席”。官席与三台一样，数量也是124件，但质量档次要高，碟盘摆放也有讲究，每桌菜品必须摆成吉祥字形，并切合坐席者的身份。如新郎新娘坐的桌子，124件莱肴要摆成“龙凤呈祥”四字样。男方迎娶新娘的吃客桌子，124讲菜肴要摆成“一品当朝”字样。女方陪女送嫁的送客坐的桌子，124件菜肴要摆成“得胜回朝”字样。宴请女婿的桌子，124件菜肴要摆成“状元及第”的字样（《晋商巨族二百年》）。山西南部襄汾县丁村有一位咸同年间捐职的丁先登，与其弟丁连登合伙在甘肃宁县、陕西三原、泾阳等地经商致富。曾有赵官保、赵安生父子在丁氏家族中作过厨师、据赵安生回忆，丁氏娶妻嫁女家宴也有规定。娶妻嫁女，男女两家的宴席并不相同。男方一般是“重八席”或“六六席”，女方是“三抬”或“十五圆”。男方用六人为阴，女方用三五为阳，取阴阳相配之意。重八席的菜肴是（以上菜先后为序）：

酒碟：四素四荤，计鹿角、洋粉、发菜、黄莱、头肉、牛肉、鸡块、蒜泥肉。

八小：以羹勺食之，计鱿鱼、江阳珠、葛仙米、蟹肉、薏米莲子、三仙汤、木须肉、捶鸡丸子。

八大：以乌木筷子夹食，计鱼刺、大鱿鱼、海参、鱼肚、芙蓉肉、烧羊肉、酥全鸡、丸子。

这八小八大的最后一道菜都是丸子，取其丸（完）音。同时，丸子即团子、圆子，也就是说“圆圆满满地结束了”。那么，为什么非重八，而不重七重九呢？除上述阴阳相配之意外，还因为七气同音，不利；九为至尊，忌用。因而宴席称谓多三五六八。据说重八，还有取“八珍八元”之意。所谓八珍，按《周礼·天官·膳夫》：“珍用八物”，后世以龙肝、凤髓、豹胎、鲤尾、号炙、猩唇、熊掌、酥酪蝉为八珍。而八元，即古代所谓有才德之士。《左传·文公十八年》：“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民，谓之八元”。可见，八珍八元指的是人和物，如果连起来，即珍善（真善）也，确实好也。以上解释也许有些牵强附会，但也是一说吧。

三抬（以先后为序）：

第一抬；五大碗，寓五登魁首；

第二抬：四冰盘，寓福寿康宁；

第三抬：四面碗，寓四季顺畅。

三抬共13件，又称13花。由于是女家专设的宴席，因而有预祝快婿登科及第的祈愿。

十五圆：这是专供新婿至公家迎娶时，为岳父母行大礼时的用宴，分三个单元上菜，程序为：

第一单元：二大碗、一品碗、二面碗，计五件；

第二单元：二大碗、一冰盘、二面碗，计五件；

第三单元：二大碗、一品碗、二面碗，计五件。

合计十五件。这十五件是十五道花色品种各异之菜，而且全用圆形器皿盛放，故名“十五圆”。它取意有二：一为每月十五月儿园，十五团圆，人圆月圆，千里共婵娟；一为连中三元，榜眼探花状元郎，是祝愿女婿早日及第登科金榜题名之意（《平阳民俗丛谭》）。

富商饮食每天山珍海味，但解决不了他们的精神空虚。有位为富商做了一辈子饭的厨师退休后，太谷县拔贡出身的商人并被康有为誉为华北第一笔的书法家赵铁山，曾为这位退休厨师写了副对联，云：

饿了就吃祗淡饭粗茶亦自甘美

困来即睡虽木床草枕都视安静

人常说：吃喝玩乐。晋商很注意吃，形成了晋商饮食文化，推动了饮食业的发展。但仅仅是经商谋利和大吃大喝，却解决不了精神空虚问题，赵铁山的对联正说明了这点。

晋商与社火晋商家宴红白喜事，比较讲排场，一般家宴“八碗八碟”已是上等酒席。但一些富商还要上三台。所谓三台，就是除了“八碗八碟”外，又有点心、水果、三炒三烩，一共124种食品。这124种食品分为三台，分别由鸡、鸭、猪仔各统帅一台，故称三台。普通宴席吃三台，遇有重要人物光临则还要吃“官席”。官席与三台一样，数量也是124件，但质量档次要高，碟盘摆放也有讲究，每桌菜品必须摆成吉祥字形，并切合坐席者的身份。如新郎新娘坐的桌子，124件莱肴要摆成“龙凤呈祥”四字样。男方迎娶新娘的吃客桌子，124讲菜肴要摆成“一品当朝”字样。女方陪女送嫁的送客坐的桌子，124件菜肴要摆成“得胜回朝”字样。宴请女婿的桌子，124件菜肴要摆成“状元及第”的字样（《晋商巨族二百年》）。山西南部襄汾县丁村有一位咸同年间捐职的丁先登，与其弟丁连登合伙在甘肃宁县、陕西三原、泾阳等地经商致富。曾有赵官保、赵安生父子在丁氏家族中作过厨师、据赵安生回忆，丁氏娶妻嫁女家宴也有规定。娶妻嫁女，男女两家的宴席并不相同。男方一般是“重八席”或“六六席”，女方是“三抬”或“十五圆”。男方用六人为阴，女方用三五为阳，取阴阳相配之意。重八席的菜肴是（以上菜先后为序）：

酒碟：四素四荤，计鹿角、洋粉、发菜、黄莱、头肉、牛肉、鸡块、蒜泥肉。

八小：以羹勺食之，计鱿鱼、江阳珠、葛仙米、蟹肉、薏米莲子、三仙汤、木须肉、捶鸡丸子。

八大：以乌木筷子夹食，计鱼刺、大鱿鱼、海参、鱼肚、芙蓉肉、烧羊肉、酥全鸡、丸子。

这八小八大的最后一道菜都是丸子，取其丸（完）音。同时，丸子即团子、圆子，也就是说“圆圆满满地结束了”。那么，为什么非重八，而不重七重九呢？除上述阴阳相配之意外，还因为七气同音，不利；九为至尊，忌用。因而宴席称谓多三五六八。据说重八，还有取“八珍八元”之意。所谓八珍，按《周礼·天官·膳夫》：“珍用八物”，后世以龙肝、凤髓、豹胎、鲤尾、号炙、猩唇、熊掌、酥酪蝉为八珍。而八元，即古代所谓有才德之士。《左传·文公十八年》：“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民，谓之八元”。可见，八珍八元指的是人和物，如果连起来，即珍善（真善）也，确实好也。以上解释也许有些牵强附会，但也是一说吧。

三抬（以先后为序）：

第一抬；五大碗，寓五登魁首；

第二抬：四冰盘，寓福寿康宁；

第三抬：四面碗，寓四季顺畅。

三抬共13件，又称13花。由于是女家专设的宴席，因而有预祝快婿登科及第的祈愿。

十五圆：这是专供新婿至公家迎娶时，为岳父母行大礼时的用宴，分三个单元上菜，程序为：

第一单元：二大碗、一品碗、二面碗，计五件；

第二单元：二大碗、一冰盘、二面碗，计五件；

第三单元：二大碗、一品碗、二面碗，计五件。

合计十五件。这十五件是十五道花色品种各异之菜，而且全用圆形器皿盛放，故名“十五圆”。它取意有二：一为每月十五月儿园，十五团圆，人圆月圆，千里共婵娟；一为连中三元，榜眼探花状元郎，是祝愿女婿早日及第登科金榜题名之意（《平阳民俗丛谭》）。

富商饮食每天山珍海味，但解决不了他们的精神空虚。有位为富商做了一辈子饭的厨师退休后，太谷县拔贡出身的商人并被康有为誉为华北第一笔的书法家赵铁山，曾为这位退休厨师写了副对联，云：

饿了就吃祗淡饭粗茶亦自甘美

困来即睡虽木床草枕都视安静

人常说：吃喝玩乐。晋商很注意吃，形成了晋商饮食文化，推动了饮食业的发展。但仅仅是经商谋利和大吃大喝，却解决不了精神空虚问题，赵铁山的对联正说明了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