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驱动 山西待跨几重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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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煤炭价格再次落入低谷,山西人对经济转型的期待却更加热切。是败于宿命?还是成功转型?今天,一个煤炭大省正在以创新驱动的方式谋求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但在资源驱动模式的惯性中,求新之路显然任重道远— 多年来,山西经济随着煤炭产业运行的周期性波动大起大落,几度沉浮,因煤而兴、因煤而困这句话在当地经济发展过程中被一次次应验。为了彻底扭转经济发展的驱动模式,近年来,山西科技创新的步幅不断提速。但是,在资源驱动的惯性之下,创新驱动的道路并非一路坦途。 2010年,7·29干部大会刚刚让弃煤还是用煤的争论划上休止符,2012年,一个资源大省的转型决心就在煤炭市场的阵阵寒意中迎来考验 在山西谈论任何有关发展的话题,都离不开一个“煤”字。 山西GDP在2001年至2007年间连续7年保持两位数增长,但这一资源驱动模式到2009年受到了重创。这一年上半年经济数据显示,近年来一直处于全国中上水平的山西,经济增速陡然跌落,在全国平均增长7.1%的情况下,山西为负4.4%,成为唯一GDP负增长的省份。究其原因,主要是在煤炭资源整合过程中,大批未达标煤矿被迫关停所致。 煤炭产业打个喷嚏,整个经济就跟着感冒。与此同时,隐藏在资源型经济背后的诸多深层矛盾愈加尖锐—增长方式粗放、低水平重复建设、资源利用效率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经济发展和环境的矛盾不断加剧…… 弃煤还是用煤?成为煤堆上的山西人争论不清的话题。弃煤不现实,用煤怎么用?2009年,这一话题更加令人纠结。 2010年7月29日,在全省领导干部大会上,刚刚履新的省委书记袁纯清就此问题明确指出:转型发展不是推倒重来,是对原有发展的扬弃。山西的优势在煤,必须以煤为基,以煤兴产,以煤兴业,多元发展。 至此,弃煤还是用煤的争论在山西划上了一个休止符。显然,产能扩张的路子已被叫停,如果说以前是要挖好煤,那么现在更重要的是用好煤,即依托煤炭而非依赖煤炭,跳出煤炭而非放弃煤炭。 2010年底,山西省获批成为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从此,一个靠资源驱动的能源大省开启了靠创新驱动的新时代。 2011年全国“两会”期间,省委书记袁纯清接受央视专访,向全国电视观众展示了一瓶油。因为清澈如水,使人都很难将其与现场摆放的一瓶纯净水区分开来。这瓶油就是山西潞安煤基合成油有限公司生产的高纯度煤基合成柴油,其原料是劣质弃采高硫煤。 一位省委书记对一个项目用心如此之深,其背后蕴涵的意义不言而喻。 煤制油办公室副主任关志道向记者介绍,山西省煤多、气少、油更少,随着高耗能产业的出局及能源结构需求的变化,煤炭将来不会再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创新驱动不仅是发展新兴产业的大势所趋,对我们山西而言,更是传统产业自我升级的形势所迫。 似乎是为了考验山西人创新驱动的决心,2012年,持续10年的“煤超疯”时代走向终结,随着煤炭价格一路下跌,市场传来的阵阵寒意再次让山西经济陷入收缩态势,经济转型的需求更显迫切。曾经因为煤炭而被遏制的创新冲动,此刻又因为煤炭而活跃起来。 当顶层设计寻求创新驱动的突破时,一些地方为政者却在考核指标的压力下固守着传统发展模式的惯性思维 鲁尔区曾是欧洲传统产业最密集的工业区,其钢铁产量占全德70%,煤炭产量占全德80%以上,自上世纪70年代以后,工业结构单一、环境污染严重的鲁尔区一度面临走投无路的发展困境。但是今天,这里却是欧洲大学密度最大的工业区。除了专门的科学研究机构外,每个大学都设有“技术转化中心”,从而形成了一个从技术到市场应用的体系。正是这种转变,让鲁尔区成为这个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能够度过结构调整期的传统工业地区之一。 对山西而言,鲁尔区很远,也很近。 鄂尔多斯离山西更近。 这里曾是名不见经传的内蒙古三线城市,依靠煤炭创造了一系列的经济神话,煤炭产业占其经济总量近70%,GDP一度赶超香港,房价直逼“北上广”。但到2011年底,随着煤价狂跌,楼市低迷,一夜之间神话破灭。 同样的例子还有神木……在 “资源诅咒”面前,有的地区成功转型,有的地区败于宿命。 再看看我们自己。2012年,全省新兴产业投资完成1830亿元,同比增长47.46%;新兴产业占工业比重由2011年的15.7%提高到17.6%。但与此同时,山西省2012年煤炭、焦炭、冶金、电力、建材及化工等传统产业实现销售收入15224.4亿元,占全省工业行业主营业务收入的85.5%,传统产业对全省工业经济发展的基础作用更加突出。 2011年,全省万元地区生产总值综合能耗下降3.55%,2012年下降4.15%,两年累计下降7.55%,完成了“十二五”节能目标的45%,万元地区生产总值综合能耗控制在1.69吨标准煤。“十二五”前两年,山西省以能源消费年均7.24%的增速支撑了国民经济年均11.53%的增长,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但节能降耗仍面临诸多问题和困难。目前,山西省万元GDP能耗水平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2倍,是最低水平北京市的3.8倍,绝对值在全国排第三位。而且“十二五”后三年,部分高耗能项目建成投产带来的能耗压力将持续存在,节能呈边际效应递减态势,能耗下降空间收窄。 显然,资源驱动型经济已走到极端,创新驱动势在必行。但要完成产业结构的根本性调整却绝非易事。 前不久,记者在一次采访中遇到这样一件事情,一位煤老板是某县的利税大户,近来因市场煤价连跌,考虑到得不偿失,他的企业已停止开采,但为了税收任务及GDP目标考核,当地政府要求他尽快恢复生产。 目前,太榆科技城正在筹划之中,作为全省科技平台体系的重要组成,这里将被建成低碳研发基地。当顶层设计寻求创新驱动的突破时,一些地方执行者却在考核指标的压力下固守着传统发展模式的定式思维,“挖”和“用”依然戏剧性地在煤炭产业中依存并对立着。山西经济要想彻底摆脱规模扩张的惯性,实现真正的结构性调整,在角色定位上变资源供应关系为产业互动关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显然,资源驱动的惯性思维是山西转型征途中要翻越的第一座山。 别人的问题是:让谁干?我们的问题是:谁能干?如何在“孔雀东南飞”的人才逆境中“栽桐引凤”,依然是创新驱动路上摆在山西人面前的一道必答题 2011年3月30日,贺天才被任命为省科学技术厅厅长。今天,他依然记得当时省委书记袁纯清的那句叮嘱:记住,你是山西省的科技厅长,不是煤炭产业的科技厅长。 贺天才告诉记者,山西不是没有科技,只是科技的侧重点不同。我们有全国一流的煤化工技术,有最前沿的煤层气抽采技术,有各种地质条件下最先进的采煤工艺和安全生产技术水平,但煤堆上的山西在未来转型路上面对的将是碳的课题,即如何让高碳产业低碳发展。“十二五”期间,山西必须完成国家下达的万元GDP能耗下降16%的约束性目标,节能任务十分艰巨,这些问题如果不依靠科技创新加以解决,必然会深刻制约全省的发展。所以,在传统产业升级的同时,大力培植新兴产业势在必行。 难点就在这里,人才结构极不均衡,新兴产业科技人才匮乏。对山西而言,创新驱动虽然面临诸多困难,但难到底是人的问题。面对一个科研项目,别人面对的问题是:让谁干?而我们面对的问题往往是:谁能干? 数据显示,目前,中科院系统直属112个研究院所中,在晋只有1家;国家385个重点实验室中,山西只占3席;山西省目前没有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全国共有院士近1500人,山西实际只有2人,人均比全国平均水平少了10倍;在全国2455名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中,山西省只有12人;全国每100名企业科技人员中从事研发的平均为37人,山西约为32人;全国研发人才中科学家和工程师所占比例平均为78%,而山西省仅为58%。 美国三类资本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分别为:人力资本占64%,土地资本占20%,货币资本占16%。事实上,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贡献率差异正是资源驱动与创新驱动之间的本质差异。 如何在 “孔雀东南飞”的逆境中“栽桐引凤”? 近几年,山西省创新型人才队伍建设频吹集结号。2009年,省委抓住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大量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创业的契机,制定实施了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来晋创新创业的 “百人计划”。2012年,作为高端创新型人才培养引进工程项目之一的 “三晋学者支持计划”启动。2012年,山西省着手科技创新团队培育工程,至“十二五”末,将培养百支特色鲜明、结构合理、产学研紧密结合的技术创新型团队,以此聚集一批新兴产业领域的高层次人才队伍。 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但是在招才纳贤这条路上,山西面临的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在人才短板背后,隐藏的是平台建设、人文环境、创新文化等多重因素的短板效应。前不久,山西省一家科研机构曾想高薪邀请上海一位高端科技人才落户山西,条件优厚,收入比其在上海的收入高很多,但遭到拒绝。问起原因,回答是:山西科研条件整体水平不行,若来山西,两年后自己也会变成山西水平。 对此,省委党校现代科技教研部主任牛芳指出,人力资本的特点就在其具有流动性,其流动方向是趋向于自身价值得到体现的地方。当人才改变不了环境时,他们可以选择环境。所以,优化人才环境、建设科技平台、培育创新文化是山西创新驱动的必要条件。 项目推动作用开始显现,但项目背后的支持要素仍有不少短板,推进过程并不轻松 出多少思路,不如出一个好项目。在山西转型之路上,项目带动作用日渐显现。自2011年起,全省启动并实施了10个科技重大专项,截止到2012年底,正在实施的10个科技重大专项项目中,共申请专利304项;取得新产品、新材料、新工艺、新装置等49个;建成中试生产线17条;获省部级以上奖励10项;制定国家标准2项、行业标准10项、地方标准5项、企业标准22项;在建示范工程30个。 省科技厅重大项目处处长王存俊告诉记者,“十二五”开局之年,山西省启动了自己的重大科研专项。目前,省科技厅组织实施了10个科技重大专项,包括82个具体项目、27个示范工程。通过专项的集中攻关,山西省科研创新速度明显加快,一批项目获原创性重大突破,一批项目已在生产实践中发挥了核心技术的支撑作用。例如,全省的煤炭储量中,劣质煤占有很高比重,我们搞了多年煤炭深加工,但以前都是用优质煤在搞,煤炭开采碰到劣质煤就会躲开,现在,利用劣质煤进行煤炭深加工项目已经不止一个,而是有了一批。同时,新兴产业项目也开始崭露头角。 与此同时,尽管近年来项目推动作用开始显现,但推动进程并不轻松。 一方面,山西省的科技重大专项虽然以市场为导向,但离不开政府的扶持,这一块投入不足依然是山西省技术创新的一个难点。例如煤层气抽采项目总投资52亿元,政府财政专项资金只有1800万元,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显然不足。 另一方面,有项目、没人才是山西科技创新所面临的另一个难点。目前,山西省启动的10个重大科技专项中,省外研发团队占比超过半数,对国外、省外人才的依赖程度很高。据统计,在前7个专项中,参与合作的研发团队共97家,其中省外占到59家。这说明了两点:一是山西有一批在省外极具影响力的项目,这些项目对外省高端人才极具吸引力;二是山西本土科技人才、特别是科技领军人才极为匮乏,使山西这个科技小省的地位暴露无遗。 牛芳表示,科技创新有其独特的内在要求,原始性创新的过程就是基础研究积累的过程,山西省除国家重点学科和实验室外,很多领域的基础研究薄弱,平台建设滞后,这是山西原始性创新的瓶颈。 技术引进和推广对山西恰逢其时,但引进之后消化和吸收能力不足,落后、引进、再落后、再引进的怪圈有待破解 一般来讲,一个国家或地区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在1%以内的话只能进行技术上的使用,占比1%-2%可以进行技术改进,占比在2%以上才谈得上原始性创新。2012年,山西科技研发投入占比为1.17%,依然是一个适合技术引进和推广的阶段。 省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茹世祥从事技术推广工作多年,针对引进与创新的关系,他给记者讲了一件事。前些年,山西省有的企业花费不少人力、物力、财力,埋头研发热敏探伤及在全国炒得很热的汽油割焊延伸技术,这事实上是西方国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已经研发并判定没有开发价值且已放弃的项目。后来,专家考察指导后及时终止,经过技术对接引进落地。这个例子说明,有时一味埋头进行原始创新未必科学,是对资源的浪费,现阶段技术引进和推广在山西省前景广阔,可以少走弯路,提高效率,可以短时间内增强企业竞争力。 茹世祥同时强调,技术推广是纵向规律,是扩散规律,是提升区域生产力水平和产品竞争力的有效手段,是实现原始性创新的必然途径,技术推广工作强弱直接关系到技术创新转化的效果。另一方面,技术创新是技术推广的前提和保障,技术引进之后还存在吸收消化问题,如果只引进,不吸收,突破不了技术壁垒,核心技术上仍处于落后状态,最终反而会阻碍了行业的发展。 上世纪60年代,日本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技术引进阶段,当时,日本对引进的每1美元技术会拿出7美元进行消化吸收。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也经历了技术的大规模引进时期,我们的情况是,用1美元引进的技术只拿出7美分进行消化吸收,和人家整整差了100倍。 对此,牛芳认为,目前,技术引进的确是适合山西省情的一种方式,可以快速提升企业竞争力,但如果引进之后没有吸收,随着时间推移,引进的技术会逐渐落后,之后就会陷入再引进、再落后的循环之中。山西大部分企业恰恰是在技术引进之后吸收消化能力弱,这一点必须引起足够重视。 研发经费投入创历史新高,科技活动产出却大打折扣。在科技与经济的深度融合过程中,中小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亟待确立 8月6日,省统计局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山西研发经费稳步增长,投入总额比上年增长16.7%,达到132.3亿元,创历史最高水平。 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山西全社会R&D经费自2006年以来翻了三倍;2011年、2012年争取国家科技项目资金12亿元以上,是“十一五”期间总和的1.2倍。 据联合国有关组织调查统计,投资生产的回报率是11,投资金融的回报率是15,而投资科技的回报率是17。但这一公式在山西体现的并不充分。究其原因,中小企业未能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是一个重要因素。 在国家科技统计监测评价指标体系中,包括5个一级指标,12个二级指标,33个三级指标。其中有2个一级指标山西不尽如人意:一是高新技术产业化指数我们排在第31位,位列全国倒数第一;二是科技活动的投入在全国处于中游水平,但产出却位列全国下游水平。科技成果转化率低是山西实现创新驱动的又一个瓶颈。 下面的例子可能说明了问题所在。 盂县高锰磨件厂是一家民营中小企业,该厂自2008年至今共申请专利29项,企业每年的利润几乎全部投入到技术研发,被省科技厅确认为“民营科技企业”。盂县科技局局长鄯宝明向记者介绍该厂时这样评价:“产值不大,但科技创新的内涵极其丰富。” 但这家中小企业并没能在创历史最高水平的省财政研发投入经费中分得一杯羹。该企业负责人郭玉宝告诉记者,多年来,企业挣的钱没有装进兜里,都拿去搞了研发。技术创新资金需求量大,而且有投资就有风险,由于缺乏社会融资渠道,基本上是有一点投一点,大的技术创新项目搞不起,企业创新能力受到很大制约。 这并不是一个特例,每年申请科技部支持中小企业的创新基金,山西从数量上大多总是排在中部地区最后一位,因为山西省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数量太少。 国外科技成果转化率高,风险投资起了关键的作用。在美国,至少有50%从事高新技术的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得到风险投资的帮助。目前我国科技成果产业化的资金来源有国家拨款、企业自筹、银行贷款等,但靠国家拨款来进行科技产业化毕竟有限。发达国家的科技史发展证明,中小企业才是企业创新的真正主体。但山西目前的情况是,一方面中小企业创新能力低下,另一方面,有创新能力和创新文化的中小企业得不到政府的有力扶持。技术创新一旦失去与市场有天然联系的中小企业这一载体,资金投入产出比自然会大打折扣。 对此,贺天才指出,科技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与人、企业、机制等因素高度关联,具有市场性和趋利性。目前,山西省产学研合作机制尚需完善,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有待建立。为此,在政府部门积极发挥政策导向作用的同时,要以项目、企业为纽带,进一步扩大山西创业风险投资引导基金的规模,同时密切企业与商业金融机构的联系,拓宽融资的渠道和范围。 是否创新不是多与少的问题,而是生与死的问题。所以仅仅有想法还不够,必须让创新成为一种文化 2010年,三一重工将扩张触角伸向山西太原。这家民营企业与太原经济技术开发区签约投资10亿元建设山西煤机工业园,这块地盘是其行业竞争对手—大型国有企业太重集团所在地,但是,这家民营企业还是大张旗鼓地来了。 三一重工每年研发投入大概占其销售额的5%-7%,这在工程机械企业中几乎是绝无仅有。正是凭借这一点,1994年,这家在工程机械行业中从零开始的企业如同一条鲶鱼,从技术“跟随者”发展成行业“引领者”。2012年初,三一重工更是将世界第一品牌德国普茨迈斯特成功收购,今天已经在同行业中发展为中国第一、世界第六。究其原因,首要的一点就是一刻不停地技术创新,创新是三一重工的企业文化。 “创新有风险,但是我个人觉得更大的是收益。你不能拿出有竞争力的产品,那不是多与少的问题,是生与死的问题。”谈起发展之道,三一重工的高层负责人向文波这样回答。 在三一重工不断攻城略地、闯入山西人的视野之时,山西人已经很难再想起当年红极一时的本土品牌—海棠洗衣机。 曾有一份统计资料显示,中国约400万家庭主妇是从海棠洗衣机开始告别手洗的。1979年,海棠集团开始生产洗衣机,是国内最早定点生产洗衣机的专业厂家之一。1983年,海棠牌单桶洗衣机以一流的产品质量曾被评为当时全国6大品牌之首。其产品连续8年被中国消费者协会确认为推荐商品,并获全国首批免检产品称号。但是,由于有守成思想,花无百日红这句话再次应验在海棠集团。 上世纪90年代末,记者走进这家企业采访时发现,由于缺乏技术创新,海棠产品已经无法与后来崛起的海尔、小天鹅、荣事达等洗衣机新贵竞争,随着洗衣机的市场竞争开始加剧,该企业开始成为其他品牌洗衣机的生产车间,只能靠贴牌生产来维持运转,沦为他人的嫁衣。记者清楚记得,当时的企业负责人对此羞于启齿,不愿将此事报道出去。但到2002年,海棠集团的洗衣机产量已由鼎盛时的30万台下滑到仅剩下2万余台,并从此一蹶不振,很快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确如向文波所言,“你不能拿出有竞争力的产品,那不是多与少的问题,是生与死的问题。” 对此,王存俊坦言,山西国有大中型企业具有极强的新产品研发能力,但由于生产任务重,研发投入少、企业基本处于重复生产状态,长此以往,不仅原有优势丧失殆尽,企业与省外同类产品科技水平差距还将不断拉大,加强山西省行业领军企业的科技创新已显得极为迫切,必须让科技创新成为一种企业文化。 值得一提的是,山西2012年消除了“零专利”县,专利达到16786件,与“十一五”末相比实现翻番。但与之并存的一个现实是,大批专利问世后便被束之高阁,难以完成产业化对接。 仅仅有创新的想法还不够,关键是要形成创新文化。据了解,山西省在科技领域荣获国家二等奖的项目均是企业、院校、研究所共同研发的成果,但山西省产学研结合情况并不理想。所以,如何实现科技与经济的自觉融合,这其实正是山西创新文化的最大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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