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禁区的警察。 南方周末记者 王轶庶/图

中英街。 王轶庶/图

何籽/图

活在隔离带

编者按：冷战时期由英军设立的香港北部边境禁区正在解禁。这段长20公里的神秘带状区域，见证了陆港两地一个甲子的风云际会，也凝固了时光，甚至被遗忘。在陆港民间关系微妙复杂的2012年，对两地来说，这块神秘面纱的揭开，加快融合，更考验智慧。

香港边境禁区是冷战产物，也是历史标本。在半个多世纪的时光里，它既隐形又真实，既见证离斥，也见证融合。

禁区解禁在释放香港经济和民生活力的同时，也释放历史与记忆，更开启一段影响深远的陆港融合之旅。

从香港特区最繁华的中环出发，摆脱密集高楼、凶猛人潮和闪烁霓虹，往北穿越九龙和大半个新界，将抵达一个叫“石涌凹”的地方。

恍如穿过一条时光走廊，在“东方之珠”的北方一隅，竟荒草漫漫，老屋斑驳，鸡犬相闻，就连历史也在此停滞。

就在几个月前，这里还道路封闭，戒备森严。港英时期的警察甚至保留对擅闯入者实行拘捕或开枪的权利。禁区内居民将这里比喻为“被铁丝笼罩”的世界。

随着2012年香港北部边境禁区第一阶段逾7.4平方公里的解禁，这堵鲜为人知的香港版“柏林墙”才渐入公众视野。

香港边境禁区建于1951年，逐步扩大至28平方公里。这片相当于2800个标准足球场大小的区域，在当时被英国人称为“香港北部小型万里长城”。即使在回归后，禁区仍未消失，这在世界范围内还是先例。

随着边境禁区的政治防卫功用已失，香港民间要求缩减甚至取消禁区的声音日隆。实现第一阶段解禁后，特区政府制定规划：将在2013年和2015年逐步开放剩余区域。届时，除去最终仍会保留的4平方公里沙头角墟、边界通道与出入境管制站外，香港禁区的历史将彻底落幕。

封闭六十年

禁区解禁——从工业文明到农耕文明——被囚了六十年——人为围墙的序幕，就此拉开

自2012年2月15日零时起，封闭达半个多世纪之久的香港禁区第一阶段解禁，包含担水坑村在内的沙头角六条村落。“感觉被囚禁了六十年，终于开放了。”沙头角乡事委员会主席李冠洪不由感叹。

这个隐形的牢笼诞生于一段大历史。1949年10月1日，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当天，英军在一夜间建成了边界铁丝网，企图抵挡势如破竹的解放军。

然而，首先冲击这里的不是枪炮，而是内战后的难民潮。1950年5月1日之前，每周大约三万名内地人进入香港境内。一系列边境事件令中英关系变得紧张。随后，朝鲜战争爆发，英国对华实施禁运。

1951年，港英政府颁布《边界禁区命令》，以保安理由封闭与中国大陆接壤的边界，并正式成立边境禁区。包括香港居民在内，出入边境禁区均需出示禁区通行证，俗称“禁区纸”。与此同时，广东省也宣布实行边界管理，沙头角部分地区被列为中方边防禁区。

后来的多次逃港潮中，港英政府发现偷渡者会将整段铁丝网推倒或剪破，便沿禁区界线加建了一重品字形铁丝网，从沙头角延伸至后海湾；又在最北村落的南沿再建第二重铁丝网，名为“边界第二防线”。

意识形态对抗的年代，一道人为围墙的序幕，以铁丝网拉开。

被铁丝网阻隔的世界 逃港者从未停息——在势不可挡的革命洪流中——在两个世界的边缘，荒诞的交融

自1950年代禁区设立后，禁区居民不得不形成一套独特的生活方式：禁区之外的世界，无论哪边，一律叫外面。外面就是危险的。宵禁是常事，村口最北的大铁闸会在凌晨关闭，车辆则决不能靠近最边界的莲麻坑路。小山丘上，警方七座碉堡依次排开，夜间会以360度射出白光柱。

哪怕铁丝网矗立，逃港者却从未停息。深圳历史上总共出现过4次大规模逃港潮，分别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共达56万人次。

边境禁区梧桐山连绵，人迹罕至，是逃港的陆上必经线路。如今重新站在这里的铁丝网边，禁区原居民姚观华仍感到心有余悸。

“那头逃命，这头抓人，有人死后就挂在铁丝网上，看着心寒啊。”他说。

意识形态对抗在1967年达到顶点。这一年，香港左派民众发动“反英暴动”，事件蔓延到边境。7月8日，三百名中国民兵越过边境到禁区，向港方警岗扔石块、玻璃瓶，造成四名警察死亡，三十余人受伤。

自此，两边紧张对峙。英军在禁区屋顶堆满沙包，架设机枪阵，华界驻军也严阵以待。

“文化大革命”期间，很多禁区居民被怀疑有“左派”思想而遭监视。报考警队的原居民发叔，即便考试全部合格，也因为“政治不合格”被拒入警。

而网那边的深圳沙头角也防范有加，一份爱国主义教育材料中写道：在两个世界的边缘，要筑起反腐蚀的思想防线。

对峙之外，历史又以一种安静的方式形成荒诞的交融。

边境封锁后，一批禁区村民因为遗留田地在深圳，仍可获得深圳公安局发放的耕作证。“家住在香港，生计在深圳”的情况使他们担任了最早的“深港两地大使”。

在曾是其中一员的叶女士印象中，过境时只要向解放军掀开装着午饭的饭盒盖，再读些写在黑板上的毛主席语录，“随时可以过去”。同时，深圳有田地在禁区的农民也可以凭耕作证到香港耕作——白天，在资本主义地盘干活，晚上，则回到社会主义床铺休息。

港澳流动渔民是另一群特别的“水上公民”。现在五十六岁的陈志明，当年不但是香港居民，还拥有内地户口。“这是历史遗留给我们的礼物。”他说。

某种意义上，禁区所见证的逃港浪潮与这些早期的农业融合样本，一同推动了时代的车轮——1978年，内地改革大幕拉开，随后建立深圳特区，史学界普遍认为，“逃港潮”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内地尤其广东对经济发展的愿望。

叶秋平还记得当年禁区居民给逃港者送米、送水的场景。日后，他们守望相助，一同创造了香港奇迹。而他们逃难身后留下的禁区，却仍一成不变。

历史反转戏：华界日千里，英界牛步伐

以空气为界——在国族认同与政治效忠之间挣扎——历史荒诞之处——一出反转戏

禁区内的中英街，历来以空气为墙。

这条“中国人居住在英国人管辖的街道”，在漫长冷战时期是分隔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主要边界之一。街的两边，店铺分别属于中方和英方。

随着内地实行改革开放，中英街成为一枚显赫的时代标签。在最热闹的1980年代，它是象征着中产生活的香港梦。内地人，吉澳人（吉澳，香港的离岛之一），香港原居民都赶过来“趁墟”（赶市集）。早上四点多钟，集市便开始人声鼎沸。

然而，后来香港回归，两地跨境贸易的热闹场面反而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成群结队疯抢物资的水客兵团。

罗嘉豪童年上学必经的这条街，后来让他心生尴尬：一街之隔的世界颠了个，对内地人纯朴的情结开始让位于对凶猛水客的厌恶。

莲麻坑村前村代表叶秋平也有一些复杂的心事。

过去，他偷偷拿面包送到山上接济偷渡客，如今他却不再同情偷渡客，“以前吃不饱全家逃难，现在，是为挣钱一人冒险——性质完全不同了”。

“他们在一个边缘地带，在国族认同与政治效忠之间挣扎。”香港历史学者阮志写在禁区研究的著作里，发现“抗拒又妥协”，是禁区“边民”们直面历史与现实的方式。这种“奇特的务实”还使禁区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