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时政学习活动中，看到一则报道，“全国最富的地方在广东，最穷的地方也在广东，到现在这个发展阶段，最穷的地方还在广东，这是广东之耻，是先富地区之耻。”这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同志在2010年3月份在河源调研时所发出的扶贫之“问”。华南农业大学响应省委省政府的号召，定点乐昌市庆云镇袄田村开展“规划到户责任到人”扶贫工作亦两年半了，经常见到学校新闻不断报道华南农业大学的扶贫进展，那里的村落究竟是个什么状况，村民日子过得怎样？借着暑期三下乡活动和“六个一”工程，华南农业大学调研小组顺程来到袄田村，从学生的角度展开调查，引出一些思考。
问一：谁来给这里发展的机会？
袄田村位于粤北石灰岩山区，邻近湖南，由8个村小组组成，总面积14597亩，其中耕地面积1097亩，水旱田750亩，能种水稻的不足400亩，总人口651人，总户数182户，总体比较贫困，此次“双到”工作中省定贫困户31户，贫困人口119人。
我们观察发现，袄田村自然禀赋先天不足，地势落差大，交通不畅，土壤贫瘠，不适合规模化农业生产；新修的武广客运专线打穿隧道改变了山间水系，生产用水问题突出；大部分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整个村缺乏劳动力，种养技术落后，没有主导产业，农产品仅自给自足。通过我们学校帮扶，在水利设施、危房改建、科技产业等方面已起了明显变化，村集体经济和村民收入特别是贫困户收入得到了显著增长，完成省定任务显然没有问题。但在与村干部和村民的交流中我们发现，这里的人有改变贫困的意愿，但意愿却不是十分强烈，常常流露出无奈的情绪，还有一种隐隐的期待：无奈于地理偏僻，期待宽敞的道路能够修到家门口；无奈于自然条件差，期待“靠山吃山”有捷径；无奈于历来的村庄一成不变，期待外面的繁华何日辐照到这个小山村？
面对现状，我们不禁问到：社会发展到今天，地区差异还这么大，谁来给这里发展的机会？面向未来，我们不禁又反问，如果这里把贫穷已当成一种习惯，即使有了好的发展机会，又有谁能去抓住它？
显然，扶贫首先在于扶志，必须加强思想工作改变贫困户的“等、靠、要”观念，激发贫困户自我发展的内在需求和改变贫困现状的强烈愿望，正确认识到与非贫困户的差距及原因，通过勤劳致富，否则扶贫投入再多也是一时昙花。
其次，扶贫须找准适合“造血”的途径。我校依靠农业科技大力推进产业扶贫，不失为扶贫造血的有效途径之一，既可减少农村劳动力外流，也为耕地持续利用提供保障。当然，输送劳动力（经过培训）进入务工的收入最为直接，效益也明显。但从长远看，城镇化进程终究有个限度，农村问题的解决归根还是回到土地里来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最终还是优先发展农村经济，待农村的各项文明指标摆得上桌面之日，“几十年之后谁来耕地和养猪”的拭问才有人坦然而豪壮地回答。
再者，打造一支永不走的扶贫工作队才是脱贫致富的真正动力。外力扶贫总是有限的，政治号召，道义支持乃一时之策。真正的扶贫使者不是上天派来的，而是内在产生的，他们就是当地的干部。贫困村固然在资源、交通等方面受到限制而致贫，但俗话说“靠山吃山”，当地干部是否动脑筋找路子，是否真正为农民服务，切实指导帮助他们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才是最根本的最积极的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说，富不富看干部，这也是我们党在农村最基层执行力的体现。但从现实看，打造一支永不走的扶贫队伍却任重道远！
问二：他的贫困何日能彻底改变？
大家都叫他阿苟，今年45岁。“苟”与“狗”谐音，好养。我们调查的另一户人名中有带“贱”字，也是此意，后面再介绍。阿苟曾经有七兄弟姐妹，成年活下来的只有现两兄弟，他哥哥也带一“苟”字，近50的人智商却只相当于5岁的小孩，隔三叉五地，阿苟要满山地找这个哥哥回家吃饭或睡觉，总要耗费一番精力。阿苟前年底才娶上老婆，是个见了谁都笑呵呵的傻女人，脚残疾，自个儿站不稳，风一吹就能倒，快两年了也怀不上孩子，断了阿苟“传宗接代”的念想。
去年春，阿苟的老父亲一口气没上来，走了。这边农村又讲究，送个老人花了万把块钱，全是信用社贷的款，一屁股债硬扛着不知什么时候还得清。老母亲85高龄了，由于长年劳作，背驼得走路都艰难，时常发作个老毛病让阿苟不敢跑开村子多远，就只能种点地头维持温饱，间隙地在附近做点体力活弄包烟抽、补点家用。一家四口挤在破旧的泥墙房里，一个劳力养三个残老，过一日是一日。学校挂扶单位捐款在他家老房子旁边砌了一层两进间的红砖房，刮风下雨的生命安全有个保障；这三年又送钱送物，不间断地有干部过来看望资助，关心基本生活，纳入政府低保，千方百计增加家庭收入。但这种扶助性的脱贫，说到底是暂时的，浅表的，他及他的家人陷入了绝对贫困的泥潭，有什么良计能使他彻底改变贫困呢？
反观阿苟及他家里近年的行为历程，我们发现有两件事使贫困的境况愈发恶化。一是大办丧事，欠债缠身；一是为了“传宗接代”又娶了个残疾老婆，花了钱愿望没实现，心理负担和经济负担双重增加了。我们当然尊重风俗习惯和婚姻自由，但从现实出发，究其原因，封建思想的影响左右了阿苟的发展，一些不切实际的“大事”沉重缚住了这个家庭，要垮下来就差最后一根稻草了。
问三：有谁病得起？
老谢老两口前两年日子过得挺悠闲的。大女儿嫁了人，儿子娶了媳妇生了崽，二女儿和小女儿也都中学毕业跑到珠三角打工有一定的收入，还处上对象了。去年儿子和儿媳也外出打工了，老伴地头弄头菜，几个娃时不时回来看看给几个生活费，就整天见老谢坐在村口抽个烟逗孙子乐。但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今年老伴查出了子宫癌，又切除又化疗，一路下来，家里积蓄的几万块钱不见了，还背上来了3万多元的债，老谢是还不上了，就得几个小孩分担了，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后期的医疗费用不知又得咋出呢？
国家为了减轻农民负担，避免过多出现因病致贫、返贫现象，近几年大力实施了新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但新农合仍有其一定局限性。拿老谢老伴来说，因当地医疗条件所限，肿瘤切除和化疗都须到广州才能进行，手术费4万元异地就医限报40%（县内就医可报70%，逐级减少，且有封顶），化疗8次*0.4万元/次支出3万多元需自费，这一下就成了沉重负担。虽然近日国家发改委又发布了大病保险至少报销50%的工作意见，但从试点、启动到如何实施仍有一个较长过程，高昂的医疗负担已完全压垮了这个原本小康的家庭，当地政府已将老谢一家纳入低保家庭，但几百元的补助也是杯水车薪。
问四：书中自有黄金屋吗？
老邓前几年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上有80岁老人照顾，老伴身体也不太好，省吃俭用，东拼西凑，硬是供三个儿子都读完了技校。大儿子和二儿子早两年出来工作，工资也有好几千，而且帮衬着把家里三层楼的房子在去年上半年建起来了。去年下半年，小儿子技校毕业在深圳一家电梯安装公司做技术，月薪过万，这下把老邓锁了几年的眉头给打开了，逢人就夸自己小孩有出息，没事总偷着乐哩！
老邓就认一个理，在农村小屁孩没其它捷径，就得把书读好了，“书中自有黄金屋”嘛，老邓说，自己就吃了没文化的苦，再也不能让娃儿们待在这山坳坳里穷一辈子啊。我们也不禁为老邓几个成才的儿子感到自豪，“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把根本的事儿做好了，前途自然是一片光明。但我们在村里和镇上观察发现，这儿的娃读书太苦了。前些年，国家把一些地方小学、中学都集中到了中心城镇，村办学校停了，小娃们跑一趟山路去学校得绕两三个钟，天蒙蒙亮出，天黑黑回，学习效率可想而知。在山路上，有一辆三轮摩托改装的接送车跑了几回，里面小孩子坐得满满的，在每个转弯处都让我们看得心惊肉跳。我们年年在讲教育的重要性，但每次一讲到教育投入总是捉襟见肘，这与我们现阶段的发展水平相关，但农村的孩子似乎更多地背负了转移的责任，他们的起跑线与城里的一样清楚吗，他们都看得到“黄金屋”吗？
作者：张薰予（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预备党员） 李毅钊（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院研究生）
（注：本文系华南农业大学书记项目“六个一工程”学生预备党员社会调查优秀报告；指导老师：武玉坤（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魏剑波（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辅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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