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去”的主体究竟是政府，还是企业？

　　政府在“走出去”中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但“走出去”的主体是企业，而不是政府。因此，政府在“走出去”的战略中，要清楚自己的功能，不能取代企业而自己“走出去”。但是现在似乎这一点还不甚清楚，有的政府在兴“走出去”的“风”。政府的各种所谓“走出去”的出国考察团到处都是，甚至举办各种指令性的“走出去”学习班。应该明确的界定，“走出去”的主体是企业。

　　“走出去”的主体究竟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

　　有人认为“走出去”首先是国有企业走出去，这种观点是不确切的。“走出去”的主体的确定，不是按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定，而是看企业是否具有比较竞争优势。比较竞争优势是“走出去”的主体的唯一判断标准，任何具有比较竞争优势的企业都可以“走出去”。

　　“走出去”的风险防范是来自于行政约束，还是来自于企业利益的约束？

　　“走出去”是有风险的，风险靠什么防范？我们现在总是想通过制定各种行政性措施来防范“走出去”的风险，政府制定了不少的有关行政措施，但这种外在的行政措施根本不可能有保证风险的防范。防范“走出去”的风险的主要措施，是企业的利益约束，即企业在利益约束下会自觉地主动防范风险。企业利益约束主要是来自于企业体制的优越性，即企业具有现代企业制度，因而“走出去”的风险防范取决于企业体制的改革和完善。

　　“走出去”的目标是单纯的市场目标，还是多元化的目标？

　　现在谈“走出去”的必要性时，往往强调我国生产能力过剩，需要通过“走出去”获取国外市场，即把市场获取作为“走出去”的目标。强调“走出去”的市场目标是对的，但是我们还必须考虑“走出去”的资源目标问题，也就是考虑到我国资源短缺的状况，通过“走出去”开发和利用外国资源；同时，还要考虑就业目标的问题，因为我国就业压力很大，应该考虑通过“走出去”来解决就业问题。总之，应该考虑“走出去”的多元化目标问题。

　　“走出去”的企业财产组织形式是采取中国独资企业的形式，还是采取与不同国家的资本相融合的方式？

　　从目前国际上的实际情况来看，一个国家的独资企业往往不利于“走出去”，而不同国家资本相融合的企业，往往有利于“走出去”。尤其是考虑到我国企业体制的不完善性导致“走出去”还有困难，需要采取与外资相融合的方式，即：与外资合作→向外资学习→与外资竞争的“走出去”的战略，因而“走出去”应该采取与不同国家资本相融合的方式，不一定采取独资企业的方式。

　　“走出去”是一种政绩表现，还是企业的自主选择行为？

　　“走出去”并不是政府的政绩表现，而是企业根据盈利与成本的相关关系，进行收益与风险选择的经营行为。例如，一个企业究竟是搞产品输出，还是搞资本输出，关键是取决于企业自身的利益选择，如果企业在国内经营有利，那么它就不一定非要“走出去”，“走出去”是利益选择，而不是为了“走出去”而“走出去”。政府不能强制企业必须“走出去”。

　　政府在“走出去”中的角色究竟是服务，还是审批？

　　政府只能是服务，而不是审批。审批只能是“造租”和“寻租”，而且政府的审批也不能解决“走出去”的风险。“走出去”是企业的经营行为，政府只能提供服务，不能去审批作为企业自主权范围的“走出去”的这种经营行为。像海尔这样成功地“走出去”的企业，不是政府审批的成功，而是靠自己走成功的。前些年在“走出去”中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企业，都是经过政府审批的，但审批并没有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

　　“走出去”是遵循中国规则，还是遵循国际惯例？

　　“走出去”当然必须接受国际惯例，而不可能使用自己制定的规则。但是现在我们不少部门在花很大的力气去制定各种“走出去”的规则，实际上大可不必这样去做，完全可以通过引进国际惯例就行了。关键是让企业懂得国际惯例。

　　“走出去”是靠政府保护，还是靠企业创新？

　　靠政府保护是不可能真正“走出去”的，“走出去”只能靠企业自身创新，包括体制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文化创新。企业只有通过创新才能增强自己的竞争力，才能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走出去”的原则是全球化原则，还是比较优势的区域化选择原则？

　　现在要无选择地走出全世界，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我们应该从自己的优势出发，首先选择那些自己有比较优势的地区，到这些地区去投资办厂，例如首先进入发展中国家，进入原苏联体系中的国家，进入与我国西部相邻的地区等。比较优势的区域选择是我们“走出去”应该选择的正确原则，不能盲目“走出去”，也就是无选择地进入世界上的所有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