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永华接受本报采访 本报特派北京记者 赵实 摄
昨天上午，在对外友好界别的分组讨论现场，奔着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驻日本国特命全权大使程永华而来，记者终于在一个挨着角落的座位上见到了他，与2010年出任驻日大使时的照片相比，他的头发白了许多。在其他委员发言的间隙，本报记者向程永华表示了采访的想法，听到记者来自长春，他欣然同意。
11时许分组讨论结束，几位记者立刻围到程永华身边提出采访，他微笑着摆了摆手，“下午再找时间吧，她已经约我了。”他站起身，向本报记者走来，笑容亲切而熟悉，“这是我的家乡人。”这次专访，在程永华的房间进行。他绅士地为记者开门，热情地招呼记者落座。
“上次回家，还是去年，我回去看老母亲，时间太仓促，晚上到，第二天早上就要走，只停留了一宿。”一坐下，他热情地聊起家常，采访就这样轻松地开始。两个多小时的采访中，他回忆在长春的童年、少年时代，以及当年在日本度过的青春岁月，聊他的工作、家庭，以及他的遗憾，“我接受过很多媒体的采访，但是这样详细地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还是第一次。”
成长
长春，是家的定义
“我的母亲，我的兄弟姐妹，都在那里，每年只要有时间，我都要回家，哪怕只能待上一晚。”
18岁之前，程永华一直生活在长春。“小时候我家就住在浙江路附近，当时那一片叫二分局，离胜利公园很近，冬天一放学，我就去那儿的冰场滑冰。”他从小学到高中都在位于红旗街上的长春外国语学校就读。“夏天的时候，我书包里经常背着条泳裤，放学直接去南湖游泳，游完就坐电车回家，很惬意。”这是程永华回味多年的乐趣。
说着，他看向窗外。身处23楼，一座座华丽的高楼收入视线。
“那时没有电脑、电子游戏，但是真的快乐。”他的语气里，充满了怀念，“长春四季分明，水好，绿色植被多，是一个充满起伏变化的城市。但原来在家的那些年，却没有感觉到，后来到了北京，又到了别的很多地方，开始感觉到长春这些难得的好。”
程永华很快又说起现在的长春，“最近这几年，长春的发展变化真的很快，在我小时候，人民广场往南几乎没有什么建筑物了，到了省实验，完全是荒芜的景象，但是现在工农广场以南，完全发展起来了，包括净月潭和两个开发区，都发展得很好，我回家的时候，都去看过了，现在真的很好。”
家，是程永华不断提到的词，而他口中的家，是和长春联系在一起的。“我的母亲，我的兄弟姐妹，都在那里，每年只要有时间，我都要回家，哪怕只能待上一晚。”
求学
“洋插队”在日成长
“（在日本辗转求学，换了学校后）我们的待遇也发生了改变，从简陋的合租公寓搬进了教授家里，吃饭和日常生活都得到了提高。”“在当时，我们属于‘洋插队’。”
1963年，程永华到长春外国语学校上学，当时他9岁，是学校建校的第一批学生，主要学的是日语。
“当时学校只有两个班，一个小班，从小学三年级开始，一个大班，包括初中和高中。”他在长春外国语学校度过了9年的学习生涯。
1972年，中国的对外环境得到了改善，为了培养新中国成立后新一代外交官，外交部从全国各地选派出国留学生。经过严格的考试和层层筛选，程永华脱颖而出，成为了新中国派出的首批赴日留学生之一。
1973年，19岁的程永华与其他6名选派的留学生出发前往日本。
当时，由于中国和日本刚刚建交，还没有形成关于文化教育方面的交流协定，日本也并不了解如何接受中国的留学生、如何为他们创造好的学习环境。“当时日本的国立大学并不接收我们，后来经过日本当地人的介绍，我们去了和光大学，位于东京，是一所私立大学。”
“那时候，一切都是陌生的。”程永华说，他们在日本没有留学生学长和前辈，也没有社会关系，一切都是从零开始，而最大的障碍，是语言问题。“‘文革’前，长春外国语学校有日语外教，但‘文革’时，外教都离开了，我们所学的都是中国的老师教授的日语，也看不到外报，听不到外台，看不到外国电视。”程永华和同学们真正到了日本之后，是和日本的学生一起上课的，语言问题导致他们学得很吃力。“我们几个人就一起租了个公寓，一放学就在房间里写作业、对笔记、研究报告。”
渐渐地，他们发现和光大学对中国留学生的课程设置并不理想，“我们想要学习的是日本语言、文化等各个方面，比较全面的日本的课程，但是这里实现不了。”程永华说。
不久后，中日之间对中国学生赴日留学的教育问题进行了探讨，程永华和同学们的留学之路走向了新的转折点，创价大学接收了他们，并且专门为他们量身打造了适合留学生学习的课程，并选拔出相应的老师进行教授。而且，“在生活上，我们的待遇也发生了改变，从简陋的合租公寓搬进了教授家里，吃饭和日常生活都得到了提高。”程永华笑言，“在当时，我们属于‘洋插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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