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郭娜

　　3月6日14:00，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第十法庭，前阜新市委书记王亚忱诉《中国青年报》名誉侵权案进入二审程序性审理。3月5日下午，原告方代理律师张国告诉记者:“已经通知王家，还不知道他们是否出庭。”

 
　　诉讼起因是2005年5月18日《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文章，记者刘万永以《一个退休高官的生意经》为题，用近两万字篇幅报道了前阜新市长、市委书记、市人大主任王亚忱与商人高文华的阜新商贸城“亿万”资产之争，矛盾焦点是商贸城资产的所有权和支配权，双方同时指控对方“一分钱都没出”。报道还借高文华律师之口指出，这是所见过违法最多的案子。王亚忱的《民事诉讼书》中说:“该文把原告丑化为一个‘利用权势，巧取豪夺，将他人投资一个多亿的阜新商贸城据为己有’的贪官恶霸。”2005年8月22日，王亚忱及儿女王晓军、王晓云把《中国青年报》告上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索赔220万元。

　　王亚忱被批捕后，2005年12月2日，该案开庭审理，并于12月7日宣判，以“不属于民事诉讼调整范畴”一审驳回原告起诉。法院认为:“原告所诉的《一个退休高官的生意经》一文，报道中涉及原告亲属的有关问题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正在查处，本案争议的事实现不属于民事诉讼调整范畴。”但原告代理律师、北京市东卫律师事务所张国对记者表示:“王家授权我，不管出现什么情况，要坚持上诉。他们选我是相信我为人正直，敢讲真话……我在《法制日报》当过记者，既懂新闻又懂法律……王亚忱相信自己一定能赢。”

　　一轮“疯狂”的诉讼

　　阜新商贸城的员工和市政府官员都对记者重复这样一个说法:“‘王书记’还是没过去73这个坎。”

　　王亚忱，人称“王书记”，今天在阜新，从出租车司机到专案组成员都还沿用这个习惯叫法。从1945年参加革命到1996年从阜新市人大主任离休，2005年，“王书记”正满周岁73，这一年，他身边的商贸城工作人员都说，“王书记”打了一年官司，告的不仅是中青报，还有抚顺市望花区检察院，以及辽宁省高级人民检察院。”

　　2005年11月6日，辽宁省“5·27”专案组从商贸城办公室带走了“王书记”，那天是周日，商贸城员工休息。同样是11月，王亚忱女儿，阜新人称“二姐”的王晓云调任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而此前的9月底，据称，王晓军在深圳沙头角海关被捕。据专案组成员对《东方早报》证实，王亚忱被批捕罪名是“虚假出资罪”。之前，2004年3月26日，高文华被阜新市公安局批捕时，这是四项罪名之一，当时，王晓云任阜新市公安局副局长，其弟王晓刚任阜新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副支队长。11个月牢狱生活后，2005年2月3日，高文华被取保候审，其间该案于2004年11月16日，经辽宁省检察院专案组指定移送抚顺市望花区检察院。

　　2005年5月18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刊发后，5月19日，高文华收到《不起诉决定书》，认定“虚假出资罪”等四项罪名“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也是这一天，沈阳《华商晨报》全文转载了《一个退休高官的生意经》，很快又在电台全文播发，老百姓都说:“一夜之间，就像扔了一颗原子弹。”

　　从这一天起，王亚忱身边的工作人员发现，“商贸城顷刻塌了”。工作人员看到总经理于雅君从此不再工作，每天上网，搜齐当天出现的全部链接，逐一打印，“天天一摞子”。从商贸城2002年动工至今，于雅君一直作为总经理替王亚忱全盘处理大事小情，当年，王亚忱把她从西山宾馆服务员一手提拔到阜新市政府交际处处长，旁人都承认她精明，是王亚忱身边干将之一。2005年7月15日她被“双规”，是商贸城第一个出事的。

　　当时，王亚忱这边动作很快，2005年5月20日，在律师刘艳秋和张乃义帮助下，一份《董事会声明》出炉，并在全体职工大会上宣读，声明“已决定向这些所谓的新闻单位提出诉讼”。高文华告诉记者:“5月20日，王亚忱还想在阜新四星级的中林大酒店召开新闻发布会，但去的人少，流产了。”

　　一个资源枯竭型城市的游戏规则

　　阜新市还有个说法:“王亚忱是一辈子说上句的人。”当这位官场一帆风顺的老干部以近70高龄转战商场，问题来了。

　　1965年生人的高文华1993年下海，靠阜新县第一个桑拿浴起家，没几年，又买下了阜新市最大的桑拿中心。那是阜新当时装修最好的娱乐城，两层楼的规模，餐饮桑拿一应俱全，领导和做生意的都喜欢去。高文华在阜新这个煤电之城，论有钱可能排不上前十，但非常有名。高家兄妹三人，父亲当年是某县计委干部，干部家庭里长大的高文华从小就是个敢想敢干的人，1982年，沈阳出了个何小奇，偷渡去了香港，17岁的高文华和五六个朋友一商量觉得香港多好，打算路上没钱了抢出租车去，结果很快被抓，判6年徒刑。高文华说:“严打后，关了8个月我出来了，后来在民办北京民族大学读了两年多大专，对我人生观影响很大。”此后，高文华在商场上一路很顺，周围人评价:“高文华思路好，胆子大。”直到2001年开始策划商贸城项目，王亚忱加入后，一段“危险的关系”开始。

　　阜新不大，夏利出租车5块钱跑全城，即便油价上涨后，从最东头跑到最西头不出10块，城市人口不过78万，下岗职工15.6万。资料显示，2002年，19.98万阜新居民处于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月收入不足156元，阜新老百姓都说，阜新在辽宁14个市里倒数第一。但记者眼前的阜新却是一个新房处处、奥迪A6满街的城市。仅高文华策划的商贸城占地面积就有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9万平方米，A、B两区相当一个中型体育场规模，投资据称超过1亿元，而2001年，阜新全市财政收入不过4.54亿元。商贸城副总马卫东是前阜新市商业局局长，他告诉记者:“起先王亚忱和高文华合作得不错，高文华对王亚忱很尊敬，叫‘老爷子’，后来慢慢不行了。”高文华说:“开始我给王亚忱定工资每月1万元，他主动跟我说不要1万，就跟你一样拿5000，我还挺感动。后来他说，我财务科长出身，帮你管管钱，挂个总指挥名。”时间不长，商贸城没有财务总监王亚忱批，任何人不能动钱，其中包括高文华。

　　《一个退休高官的生意经》作者刘万永告诉记者，阜新市一位领导干部说:“王亚忱和高文华的事情，其实就是谁说了算的问题。”

　　在阜新市政府官员看来，王亚忱的“气魄”来自他当年在阜新经济转型期发挥的特殊历史作用。阜新是传统的“煤电之城”，“一五”时期，国家156个重点项目中就有4个  能源项目安排在阜新，当时阜新矿务局局长兼阜新市长，城市管理长期“企业代政”，矿务局发展计划就是城市发展计划。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阜新的煤储量虽然只开采了近一半，但剩余储量基本蕴藏在地下700米以下，开采成本大幅提高。矿业衰退后，城市经济发展缺乏长远规划，城市治理缺乏专门人才的问题日益突出，正是在这种阜新面临从“无序”到“有序”、摸着石头过河的转型时期，王亚忱出现了。正像一名发展期的“乱世枭雄”。当时的阜新，是国家第一个“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转型试点。

　　1986年王亚忱从朝阳重型机械厂厂长直接调任阜新代市长，当时他是凭“朝重经验”在全国出名的“改革家”。1987年当选为市长后，王亚忱力排众议地给阜新经济了一条新路。一夜之间，阜新搞起了“全城租赁”。尽管当时饱受非议，但王亚忱还是搞成了。就是这些履历，使王亚忱在阜新成了一切说了算、凌驾于各级领导之上的“老大”。

　　高文华的大哥高国华告诉记者:“王亚忱到人大以后，直接把财政局长叫到办公室说，以前人大的财政拨款总比政府少;以后，政府拨多少，人大拨多少。”据说，此后果然人大年年分房。1996年王亚忱离休后把阜新灯泡厂卖给了南非，阜新灯泡厂现任厂长吴俊武说，这时候的“王书记”，在歌厅唱歌从来不让人抢话筒。高国华回忆:“听说有一次在全市干部大会上，大连搞  房地产的武金祥进会议室找王亚忱，王亚忱看见后，伸手，摘下眼镜说，都说武金祥给我的眼镜800块，你们看值吗？”

　　了解王亚忱的人都说，官场上的王亚忱很会处理上下关系，这是他一直“说了算”的基础。他一手提拔的干部都对他言听计从而且感情不错。王亚忱还很会向上级给阜新要钱，善于跟上级诉苦。一位前阜新高官对记者说，从中青报诉讼到王亚忱被批捕不到两个月，显然与王亚忱告中青报有关，据说一位中纪委领导的说法是:“都捅破天了，还告什么？”

　　接触过王亚忱的人都说他爱美。阜新商贸城一女同志说他:“70多了小腰板溜直，从来头发一丝不乱，天天换白衬衫，西服革履，非常有派。”1987年，身为纺织女工的  人大代表王丽平和“王书记”在北京开会时就见他已经会打摩丝，而且小心翼翼地拿牙刷刷白衬衫领子。这位一辈子爱面子的“王书记”被40出头的高文华和30出头的中青报记者搞得恼羞成怒，刘万永说:“采访时，我一进办公室，王亚忱几句话就说，你能来这说明高文华钱花到地方了。”一位阜新前政府官员告诉记者:“把王亚忱送进去的并不是商贸城之争，而是他到处递材料提到的自己儿子在商贸城项目上的巨额出资，一笔来路不明的巨额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