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李真进入河北省委成为天下第一秘,1994年他任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省委人们评价说:他甚至成了可以左右河北权力系统的人了,其地位相当于二书记。李真想让谁上谁就能上。
1995年元旦后,李真回到阔别6年的家乡张家口,自从到了石家庄,他一直没有很排场的回过张家口一次,这次他想很好地展示一下自己,机会终于来了,元旦后中央首长要视察张家口,看望贫困地区职工和慰问坝上的贫苦农民,按照省委的安排,李真和省委书记须提前到达张家口。省委办公厅给张家口市下达通知:省委领导明天赴张,请迎接。张家口市几大班子领导全部来到了北京和张家****界处的怀来县恭候。省委的车队来了,先有警车开道,警灯闪烁,后由车队跟进,其阵势不亚于迎接国外总统,只是张家口是贫困地区而己,有人形容:李真的官运享通就如同一辆由警车开道的高级轿车在高速公路上疾驶而过一样。李真这次回来是狐假虎威来的,由于中央领导要来,还不是显示他的时候,在怀来吃过午饭,李真向县政府提出要两条中华烟,以备迎接中央干部时用,可走遍了该县烟草专卖商店,也没有买到中华烟。后来听说在当地住军某师部有两条中华烟,马上派人买来送给了他。
到了张家口,在中央领导下塌的宾馆,仅发给河北省领导三张可进入中央领导住地的特别通行证,便有李真一张,另两张分别是省委书记和省长。在部委领导座的面包车里,座位安排是七加一的,由于李真的级别不够,加一的座位是他操作精心安排的,他个人利用秘书的权利悄悄留下一个座位,供他占有。他硬要将自己凌驾于别人之上。这一点让张家口市的领导们惊羡不已。李真这次回来,算是离开张家口六年后大规模回来的第一次。此时张家口市委、市政府已经面目全非,所认识的旧人已经不多了,有的人已经作古。六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也许是短暂的一瞬,但对于李真来说变化却是翻天覆地的。昔日张家口计经委的李真已经不见了,他俨然似二书记的架势。
李真在工作笔记中写道:我在省会当上省委书记秘书的事实,经过人们的渲染越传越神,我几乎要被随处可遇的羡慕和恭维弄晕了。我和书记在张家口这段时间里,我像一个刻薄的讨债人,故意到熟人多的地方去转悠,贪婪地收取着社会对我欠下的礼遇和尊重。
而据此六年前,尽管我通过个人发奋努力,依靠推荐,甚至费了许多周折,但始终没能在张家口有大的升迁,甚至因为我的工作方式和思维方式,以及婚恋等行为给我带来了灾难,我的发展在张家口被限制了。
如今:河北向我展示了全新的生活天地,我三十岁的生命开始体味到人生的乐趣。今日,我回到了原籍张家口,当年在这片黄土地上的鬼魅已经烟消云散了……
成功不仅使我我获得了社会的承认和同志们的尊重,也让我展示了自身的潜力,我越发感到:在这风清政和的年代里,在改革开放的洪流中,我可以大有作为……春风得意这两年。
他还写道:
1993年冬天,当革命化、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又成为选拔干部的重要标准时,命运又一次惠顾了我,书记推荐了我,这一年新提拔的干部不论是谁,都要考核,让每人写点东西试笔。我交了一份调查报告:直言不讳地指出了一些基层干部利用职权横行乡里,司法腐败问题十分严重,言词尖锐是很容易让一些当官的人反感。出乎意料,书记和主管组织工作的领导大喜过望,人们都说李真不一定行,是个有争议的人物,但是还有点水平,一个星期后便将我推荐为省委办公厅副主任,这样的高速度,让一些同志们惊异,他们断定,李真有根很粗的腿可抱。
1994年我任省委办公厅副主任报到上班那天,我在省委办公楼宽敞的大厅里驻足良久,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在同一个人身上表现出的反差竟如此巨大!1981年冬天,我下放到农场劳动时,半晌休息时,我在秫秸杆上打肫,一个外号叫黑丑的民兵排长,竟在我身边扭动着撒尿,以鄙视我这个下放来的员工,认为我没有什么希望了。现在还是我,将坐在省委办公厅里和一省的书记拱手抵足,参与起草文件,制定规划和机密大事。变迁,蕴含着多少耐人寻味的哲理!
我怀着一种强烈的报恩心情拼命地工作着,在省委办公厅两年多的时间里,我牺牲了几乎全部的星期天和节假日……
李真最被媒体广泛传播的经典话语是“我这回跟你谈了半个小时,可是高看你了”足见他对时间的珍惜。他懂得了权力的重要,但又不像某些谨小慎微的同事,一举一动都拘泥于级別的尊卑,他借助领导的器重和厚爱,敢于做先斩后奏的越权事,利用给书记改写讲稿的条件,对于干部队伍中的不正之风他会毫不留情地予以鞭挞。
1994年拟定税务分家,河北省分设国税和地税局,1995年将实行新的国税、地税管理体制改革,国税系统到省里物色人选,这样书记又毫不留情地推荐了我,我随后调入省国税局任职。上任前他曾写道:回首十几年来的生活轨迹,我惊奇地发现,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得如此紧密。我承认机遇,也不否认自己的天资和努力,但是如果不是遇上这个改革开放的年代,我终究难逃被打击压抑的命运,像父辈那一代人的命运一样在一个小天地中终老一生。春风得意,就在这两年。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在河北的权力系统里,王福友也是令人注意的人物之一。
进入李真权力圈所获得的尊荣,也是足够令人沮丧的事实。几位曾任河北省委副书记、副省长的领导,都提到了在李真这一系案件里可能从案情和涉案金额看是最微不足道的王福友,他是原河北省政府副秘书长、省驻京办事处主任,一个从张家口团市委书记调至石家庄的年轻干部。副省长、副书记到了北京,他甚至都不跟他们见面。但王福友的架子并非一直端着,一把手程维高去了,李真去了,他直接在高速路口边上等着。几位副省长形容王福友:典型的拍马屁抱大腿式人物。从起诉书看,王福友牟利的圈子,仍然是李真、李国庭、等人。只不过比较而言,王福友相对后进这一圈子而已。
李真的价值在于他发现或坚信比学历与武力更具力量的东西—即权力。后来被用来证明他所具能量的证据是:河北省政府驻京办主任王福友的升迁,他后因受贿被判刑。
八十年代初,王福友从部队转业后,任张家口团市委干部,他在张家口搞了寻访革命先辈的足迹,重走太行山革命道路活动,在全国引起了轰动,时任张家口地委书记的张曙光对他特别看重,认为王福友很有能力,是个人才,这个老团中央的干部对青年人才倍加珍惜,他以提拔和重用年轻干部为由,将以工代干的王福友提拨为张家口团市委书记。在张曙光当上了河北省委书记以后,从张家口调了一批中青年干部到河北省委、省政府工作,王福友也被列入其中,经省委组织部考察后,认为王福友仅初中毕业,文化太低,不符合干部四化的要求,因而他未能进入河北省委工作。而此时的王福友已经因年龄问题由张家口团委书记转业到张家口市政府招待处当主任, 为了长远之计,不久王福友考入河北省委党校去读大专,毕业后他回到张家口任市政府副秘书长兼市政府招待处主任,1987年河北省某领导到张家口视察,是由王福友接待的,该领导曾是王在河北省委党校学习时的老师,因此聪明的王福友不称他为书记而是称老师,王给老师留下了深刻印象。随后传出:王福友在张家口市混得不太好,市委有意调他去张家口一个贪困区当副区长。王不愿意去,他马上找在省委当领导的老师帮忙,结果他被调入河北省政府办公厅,完成了自己离开张家口到省里的目的。不久他被派往河北省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当副主任(正处级),随后原省政府驻京办主任退休,他接任主任升为副厅级干部,可惜的是好景不长,八十年代中后期河北省委书记张曙光因工作需要被调往内蒙古自治区任第一书记,自己的老师随后也被调往省人大去工作,这样王福友就一直呆在河北省政府驻北京办事处,九十年代初程维高由河南省调往河北省任代省长,他和省委书记邢崇智形成了省政府和省委两派。他是从张家口市由前省委书记张曙光和前任省委某副书记调来的干部(张曙光曾任张家口地委书记),这一身份使他既不是现在河北省委派的旧部下,也不像吴庆五那样有江苏背景。王福友作为省委派他又不沾边儿,作为新的省政府派他又不站排,他这样一个驻京办事处主任正好处于两派中间,那派都不得罪,他在北京正好偏安一隅。
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各省市自治区的驻京办事处为了工作方便,大都升多正厅级单位,按公务员待遇实行财政拨款。而唯有河北省驻京办事处仍为副厅级单位,实行自收自支、自负盈亏。河北省驻京办原是处级单位,后来为了工作方便,才升格为副厅级单位。王福友刚到驻京办的时候确定的是正处级副主任,后升格为副厅级主任。王福友还需要升一级,变成正厅级主任,但被有关方面拒绝。在省委派和省政府派的角力中,王福友以他机会主义特有的嗅觉,他敏锐地感觉到:省政府派将要占上风,而且将会取而代之省委派,仅是个时间的问题。他迅速在省政府派中寻找自己的代理人,而李真是他最佳的也是唯一的选择。李真在王福友担任张家口团市委书记时,他曾是张家口市计经委的团支部书记,算是王福友的小下级,李真在北京落难时,他给予李真特别的关怀,对李真有危难之中相救的知遇之恩。李真这个人重义气,又豪情仗义,他对王福友这个老团委书记的回报帮助也是不遗余力。在王福友提出自己的级别过低是副厅级时,李真找到自己服务的领导寻求帮助解决,李真说:将他提职为正厅级干部,需要常委会讨论研究,若通过省政府提出王福友升职的议题,怕省委派会阻击,可能通不过,不如以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驻京办事处都是正厅级的单位,而唯独河北省是副厅级单位低人一等,这样不利于工作为由,将河北省政府驻京办事处也应升格为正厅级单位,这样和各省办事处都是平等的,王福友自然应升级为正厅级的主任,其他人也可以一起重新考察升级,这样比较顺理成章,让省委其他人提不出什么反对意见。随后通过李真其间操作,经李真服务的领导同意,上报省常委会审议通过后,然后将省政府驻京办事处升格,完成了给张家口市老团委书记“升级”的许诺。王福友如愿地升职为正厅级,他是省政府副秘书长兼省驻北京办事处主任。
但王还有一块心病,就是河北省政府驻京办事处实行的是按国家公务员走,但财政厅不拨款,而由办事处自收自支自负盈亏,自己解决各项费用开支,即自己挣的钱自己花。显然这个省政府驻京办事处,单靠收住宿费是难以支撑的。于是李真给王福友出了一个主意:将经营部门全承包出去可以实行上交承包费的办法,如将烟酒批发部承包出去每年上交办事处十万块钱,烟酒批发部的人员实行自负盈亏自收自支,在批特供烟上我可以帮忙。王福友说:好。不久省政府驻京办的烟酒批发部、食堂、客房、文印打字室等部门都实行了承包,这样既减少了人员工资的压力,又可以创收,是一个一举多得的好事,王福友高兴不已,称李真是一个经营人才。为了答谢李真操作办事处升格的人情,王福友让驻京办事处商品部的经理赵伟找李真去批特供烟,他想让李真趁机挣点钱花。
《每日新报》披露,赵伟是1994年下半年承包了河北驻北京办事处商品部的。为了提高商品部的经营效益,赵伟曾到张家口卷烟厂找李国庭批烟,李国庭不批给他,他回来就向当时是办事处主任王福友汇报了。过了不久,李真陪省委领导住在办事处,王福友把李真叫到一个屋子里,向他介绍了赵伟,然后给了他三四张单位的空白介绍信,让他想办法给办事处批点烟。一个月后,王福友让赵伟去找李真,告诉了李真的呼机号码。赵伟坐火车到石家庄后,便呼了李真。李真回电话让他到了办公室,从抽屉里拿出3个批条说:“你抓紧时间把这3笔烟做了,其中两笔的利润你给我,我以后要用。什么时候用,我到时通知你。这3个批条能赚多少钱,我向别人了解过,我心中有数。”赵伟回到办事处看了看批条,只见一张批条的正面是这样写的:“国庭叔,赵伟前去找您帮助解决一事,请给予解决。谢谢!”他又把纸条翻过来,只见背面写着:“销售处特供山海关肆佰伍拾件,叁级站价。”王主任让他拿着批条去找张家口市迎宾馆的人,说他们会帮着他去烟厂提烟。批烟赚钱其实也不保险。烟草是国家专卖产品,不允许私人买卖,给你按优惠价批了烟,你再倒卖出去,纯属非法经营。但当时李真和李国庭都没有这种意识,觉得这算什么,简直是小事一件。
第二天他开车去了,张家口迎宾馆的人果然很热情,一切都不用他管了。烟厂门口有许多大同的烟贩子,但他们大都是煤矿的伤残工人,卖不上好价钱,他就全部拉回来卖给了廊坊、天津的烟贩子。1994年下半年,王福友让他去给李真送钱,这是第一次送钱。李真接过装着3万元的纸袋放进柜子里,又拿出几张李国庭的批条,并指出其中几个条子的利润要给他留下。赵伟回北京后一一向王福友做了汇报。第二次,1994年底,王福友让赵伟给李真送钱。李真把4万元从纸袋里拿出来,放进了自己的公文包,又给了几个批条,指出留给他的大概利润。第三次,1995年7月,是杨阳给他打的电话,让第二天晚上到李真家里。第二天晚上,杨阳给他开门,李真正在卧室里打电话,然后出来问:“事情办得怎么样了?”赵伟说:“都办好了,把这3万元利润给您带来了。”李真是见过大钱的人,但对这样一个条子一个条子地批烟他也做得很有耐心。他身上总装着几张预先写好的条子,见着李国庭就让他批一下。李国庭每次也不多批,15件是一大箱,450件是30大箱,正好装一卡车。一个条子他也就是批一车烟,最多两车烟。第四次,1995年底,李真住在河北驻北京办事处1号院的103房间,让服务员把赵伟叫过去。赵伟说:“卖完了。”李真说:“把利润拿过来,我有急用。我白天不在,你准备好,晚饭后送来。”赵伟赶快回到家里,这次准备给李真的钱比较多,共计9万元。
第五次,1996年3月,李真给他打电话来:“李厂长又批了几个条子,你过来拿吧,顺便把前几个批条的利润也给我带过来。”这次李真换了新家,很气派。等了一会儿,李真才从一间屋子里出来。赵伟给了4万元,李真又退给他1万元,说:“你干得挺辛苦,这1万元你拿着吧!”以后再给李真送钱,他就听了李真的话,不再向王福友汇报了。第六次,送10万元,在李真家里。第七次,1996年9月,送3万元,在李真家里。第八次,1996年底,送5万元,在李真家里。第九次,1997年6月,送6万元,家里有客人,领到正对着门的小屋里给的,同时又塞给他几张批条。第十次,1997年8月,送8万元,放在了小屋床上。第十一次,1997年11月,送5万元。第十二次,1997年底,送6万元。李真说:“李国庭快退休了。以后有什么事,我再找你。”赵伟说:“行。”一直批到李国庭1998年初退休才结束。
在河北省驻京办事处(北京河北迎宾馆)里,过去几乎所有使用的物品中,大到紧缺的高档香烟,小到牙刷、香皂都由李真包办,他从中获取好处,这也是王福友对李真提携一份小小的回报。
王福友依靠李真走上了正厅级的岗位,但他随后又毁在这个岗位上,王在一系列案件中虽然没有捞到许多实质性的好处,但是作为共同犯罪,他受到了牵连,被从重判处。在判决书中写道:
王福友利用担任河北省政府副秘书长、省驻京办事处主任的职务便利,单独或伙同他人贪污公款共计551万元;并收受他人贿赂人民币65万余元、美元一千八百元;挪用公款人民币374万元。王福友伙同他人贪污公款数额特别巨大,在共同犯罪中起重要作用,但考虑其未实际分得赃款,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并罚,判处王福友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王福友仅是一个过路财神,个人没有得到太多好处,钱主要被别人获取了,如李真和程慕阳等,他们的款只不过是在省政府驻京办王福友处停留了一下,因此王福友成了共同犯罪的主要人物,他被双轨和逮捕后一直态度不好,认为自己是冤枉的,结果在一审判决中他被从重处理,在石家庄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判中:昔日的风华正茂的张家口团委书记王福友,如今已是满头白发,面容憔悴。据说他的身体不好,患有心脏病,在狱中经常吃药,这是后话了。在权力场中王福友得到了种种尊荣和荣耀,同时他也受到了牵连,给他带来牢狱灾难,令他痛心不已。而张家口市的另一个市政府干部--王福友的同事,因为他太正直而拒绝加入到李真的权力场中,虽然他与李真是同学,却没有奇迹般地高升,也没有受到牵连,现在他是河北省政府的一个处长,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李真他们的为人我是看不上的,因为他们太势利、太急功近利了,只认钱,不认人。我们是两条火车道上跑的火车,是永远不会相遇的,我的生活态度是:轰轰烈烈一场空,平平常常才是真。
·李真时代河北某县:乌托邦式的小康
按照我国实现现代化分三步走的目标:到198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到二十世纪末,即2000年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八百美元,人民生活达到小康;到二十一世纪中叶,即2050年前后,我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二千美元,基本实现现代化,人们生活比较充裕,过上真正的小康生活。1995年李真和他服务的领导为了使河北实现既定目标,提出了不切合实际的在1998年底以前河北省提前步入小康社会的盲目冒进目标,李真精心操作安排了这年的小康验收行动,他们到各地市去检查验收小康达标的情况,各市县为了实现提前进入小康的目标,采取了谎报数字弄虚作假的各种手段。有两段顺口溜形象的描述了当时的小康:
拿着本、看着天,领导要小康数字咱就编,不高兴了就聊聊天。
七十年代某县粮食产量过长江,九十年代某县实现富裕奔小康,时代不同目标都一样,都要实现一种空想乌托邦。
李真1995年到张家口某县验收检查小康达标,就在李真重回张家口某县的欢迎宴会上,李真遇到了自己师范的同学王力。原来该县为了顺利通过小康验收,在接风洗尘会上特意邀请了李真师范的同学王力参加,结果事与原违。王力已是县人大办公室主任,是他师大的同班同学,席间王跃过酒桌向李真敬酒说:“老同学不认识了,你们搞的小康验收都是假的,我不相信那一套,我们的工资都不能按时发放,但愿小康能早日实现,我们能按时领到全额工资,为了实现小康目标,我敬你一杯酒。”李真连头都没抬,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他变得沉默了,是啊!都要进入小康了,怎么能够出现这种情况呢?李真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和反思之中。王力马上说:“老同学喝醉了。”说完没趣地走了。结果该县的小康验收没有通过,县里对人大办公室主任王力愤怒不已,让他写出深刻检查,被他拒绝了,他认为:我们干什么工作都应该是实事求是,不应该弄虚作假,做表面文章,否则会贻害无穷,此事最后因该县县委书记被调走而不了了之。
有的市县为了实现小康目标,拚命上项目搞建设。如衡水地区某县在县城周边盲目建设开发区,在远离县城建设了教育城、商贸城,工业城,投资上亿元,工业城没有引进工业项目,商贸城留不住商户,教育城里没有学生上学……张家口某县为了达到小康目标,盲目发展大流通,在无市的地方盲目建设大市场,至今无人问津;该县还投资上亿元盲目上马了轧钢厂工程,厂子建成之日就是生产亏损之时,一直没能开工生产,造成了极大的浪费……;一些市县没有项目内外资引进,却强行征地建设开发区,实行所谓的三通一平工程,至今没有几个工业项目,劳民伤财……由此河北经济步入了低谷,人们大致统计一下:河北省在和北京、山东的比较中,公教人员的工资是最低的,每月大约低数百元,河北省公务员有的县误餐补助至今未发放,调工资一般不能兑现,即使调资也是空调,仅计入本人的档案中,以备有钱时兑现。据河北一位在外地读书的大学生讲:在我国东部地区读书的学生中,河北省的学生是经济最拮据的地区之一,原因就是他们家中大都没有太多的钱。
李真在担任河北省国税局局长期间,这种情况弄虚作假谎报数字的作风,后来李真又带到了国税系统,为了有工作实绩他盲目搞高指标大指标,为出“政绩”搞了大量的虚假账目,并且一直对上级谎报“军情”,造假数字,骗取上级机关的好评,一些市县区为了完成税收任务,让企业贷款缴税,提前缴税入库,寅吃卯粮,搞所谓的工作实绩。事后查清,河北国税在李真担任局长期间,虚收了12.3亿元,致使税收出现大量“寅吃卯粮”的账目,直到2001年还没有堵上这一“窟窿”。
·没有永远的友谊,只有利益(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李真在他后来的社会交往中,实际上是只认钱不认人。在他社交活动的圈子里,受到他恩泽帮助的除了家里的直系亲属外,其他人几乎都是靠钱买通的,没有钱是不行的。据张家口一位老干部说:李真在当第一秘的时候,每年春节回张家口过年,家里条件再好,他从不在家里住,而是和省政府驻京办主任王福友一家都住在张家口烟厂宾馆,一日三餐吃住在宾馆。张家口的一些达官显贵、想当官的人,纷纷到宾馆去拜访、进贡,以求得关照保护,张家口卷烟厂宾馆实际成了他们这些人政治交易的场所。还有的人认为:李真住进张家口烟厂宾馆,是为了寻找自己曾经在烟厂实习时艳遇季灵的那段感情经历,以达到心理的慰藉,也是为了和季灵(已升为张家口烟厂的副厂长)同居幽会方便。总之,在权力场中的李真认的是金钱,看重的并不是友谊。从后来因他经济犯罪而牵涉进的涉案人员看,大部分都是他的经济利益同盟者,而纯粹的是同学和老乡友谊者少之又少。
李家有五个孩子,李真最小,他上面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李真的姐姐说在他们家里,“我和李真最像”。两者之像,在于长相、性格与脾气。李真的姐姐先前是天津行政学院的副教授,教思想政治课,男人是省交通厅驻天津办事处的一个负责人。她后调河北一家交通企业做培训工作。她的丈夫报考并最终应聘为河北省交通厅副厅长。在李家,这是仅次于李真的职位。但由于李真案牵连,李真的姐姐被双规108天,而其丈夫也因受贿而被判三年徒刑。李真的姐姐说:“能够进到我们家里来的人,至少也要是个处级吧那到李真家里去的,总得有厅局的级别才行啊”。
李真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柴沟堡师范大专班。这所学校有着良好的校风,曾经为张家口地区培养了大批人才,该校还出过一些高官,如过去的察哈尔省主席、河北省长,中央各部委的部级干部等有的曾是该校早期的毕业生。李真算不上位置最高的。但他毕业后一直没有回到学校去看过。柴沟堡学校党办主任崔祥烈介绍说,李真曾拒绝接见去石家庄找他的学校老师。在李真看来,虽然是大专毕业,但柴沟堡师范的名声实在太小了。
一次在李真回张家口的欢迎宴会上,一个他的师大同学,席间跃过酒桌向李真敬酒说:“老同学不认识了,在学校你很狂又最爱打架,你这样的人现在反而成了书记的第一秘了,祝贺您的高升,来我敬你一杯酒。”李真连头都没抬,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师大同学马上说:老同学喝醉了。说完没趣地走了。
李真为什么这样拒绝学校和同学呢?他曾向我透露过这方面的信息:在李真认为,自己在张家口曾被压制了,限制了个人的发展,一些人在你落难的时候不帮你还想收拾你,我经过个人奋斗成功后,当我有了权后他们又拚命靠拢你,对于这种人他根本就看不上,甚至他恨这些人。有的人自己过去根本就不认识,也没听说过,仅凭一个张家口的老乡就来找我,因私废公显失公平。而且他们托你办的事一般都是不好办的,让我去求别人办,那是不可能的。自己能办的事,这些人又不符合条件,我无能为力。不过据笔者所知,李真还是为张家口的一些老乡办了点实事的。李真作为厅级干部,社交是分层次的,这个层次是一种无形的东西,他交往的是厅局级干部以上的,不够这个级别的,除非原来很熟悉或者有特殊关系靠金钱买通,否则你很难打进这个社会圈的,他也没有时间陪你谈话、进餐。对张家口而言,够这个条件的是副市长级以上的干部,就那么几十个人,別人连条件都不够。
李真对学校同学和老师的排斥这与李真在校时受到校方的处理有关,另外还有一层意思,就是李真不愿意让人们知道他在张家口落魄的过去,以免被别人看不起。所以,他师范大学的同学很少因为他的当官而提拔,其中有一个他师大的姓晁同学,曾是他师大的学生会主席、还曾任张家口地区团委书记、张家口文教局局长等职,他很有能力,从这个位置上后来调到了河北省委任处长,他一直没有能得到李真的照顾而升迁,原地不动多年。
当然李真所在的张家口柴沟堡范大专班的300多名毕业生中,现在有处级以上干部60多人,其中厅级以上干部近20人,创下了一个记录。由此看出国家刚刚实行高考制度改革时,文革十年积压的人才冲出,该校的确吸收了一大批社会精英,为社会培养了一代四有新人。这些人已经成为各行各业的社会中坚,许多人走上了省市县区级领导岗位。
显然,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对李真直系亲属和经济利益同盟者来说也适用。由于李真出事,他们又纷纷被牵连进去,出现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