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鸿斌

在世界上，通过政府制定的规划来推动居民收入增长并非没有先例，半个世纪前日本就曾经成功地实施了“收入倍增计划”，并由此推动了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不过我们发现，日本经验并不能简单复制。

战后日本的经济发展从一片废墟起步，仅用10年时间，于1955年就基本实现了复兴目标，恢复到战前水平。此后，日本开始加快了设备投资。1957年日本政府推出了年均增长6、5%的长期发展计划。但此后，日本国内却就经济加快发展是否具备条件这一问题引发了激烈争论。

日本经济复兴阶段的决策者之一、《经济白皮书》执笔人后藤誉之助在1958年版的《经济白皮书》中，给刚刚出现的高速增长势头浇了一盆冷水。他认为，如此猛烈的设备投资势头有可能导致设备闲置和产品过剩。然而曾任职于大藏省(现为经济产业省)和日本央行政策委员的经济学家下村治却与其大唱反调。他在《为了实现经济增长》的论文中明确指出：“日本经济目前走到了一个重要拐点，因为日本已具备了足够的供应能力。今后的问题是如何实现日本经济的转折，当务之急是增加内需。”随后在1959年2月，这位学者又发表了《日本经济的基调和增长能力》的论文，公然对政府的经济计划提出异议，认为增长目标定低了。在他看来。其时的日本经济已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强劲发展时期”，因为日本国民的积极性得到了充分发挥，所以日本经济完全可能实现高速增长。他认为，今后10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当时尚未推行“国内生产总值”这一指标)不仅可望翻番，甚至可能增加1倍半乃至2倍。

时任经济企划厅综合计划局长的大来佐武郎是其时制定日本经济增长目标的具体操作者。在他看来，经济企划厅制定的5%的增长率确实偏低，但若如下村治所言在10年中翻一番以上，就必须达到10%的增长率，这显然又偏高了。他认为，7、2%左右的增长率是比较合适的，这样10年后就可以翻一番。

当时下村治的意见在日本国内处于孤立地位，他被视为傲慢、孤芳自赏，他关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呼吁一度根本不受重视。因为在大多数学者看来，随着资金投入的增加，设备的生产率将会逐步趋于下降，从而导致投资效率的下降，因此下村治所主张的高速增长是不现实的。但下村治的根据却是：技术革新将会推动生产率的提高，当时日本正在出现的技术革新潮流足以弥补投资效率的下降。

当时另一个争论焦点是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会否受到国际收支的制约，因为这一环节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其时日本国内的主流意见认为，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进口必然会相应增加，此举势必会带来经常收支的逆差，外汇短缺，由此影响经济运行。下村治对此同样据理力争。他认为，由于日本经济已已有足够的供应能力，既然进口持续增加，同样也会带来出口的不断增加，由此担忧经济发展会受到制约完全是杞人忧天。因此，他强烈建议日本政府实施高速增长政策。

幸运的是，下村治遇到了知人善任的伯乐。他的意见得到了其时池田勇人首相的大力支持和采纳。池田也曾在大藏省工作，在那里就认识了下村治，对他的学识非常赏识，了解其研究成果均建立在扎实的调研基础上。1960年池田走马上任首相后，就指定下村治作为其经济智囊。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池田随后力排众议，义无反顾地采纳了下村治的建议，并将其建议确定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1960年12月27日的内阁会议上获得通过，以此取代原先的经济发展计划。其实，池田的前任岸信介内阁也曾向经济审议会咨询过这一计划，但此后却没有了下文。池田首相的这一举动，不啻是一次政治赌博。让他足以感到欣慰的是，他对下村治没有看走眼。他抓住了这一不可多得的历史机遇，确立了日本的高速增长机制，也因此奠定了经济大国的地位。

有效推动经济增长

说是一次政治赌博，是因为当时日本国内舆论几乎一边倒地怀疑这一计划，尤其是革新派根本不接受这一计划。在他们看来，上台才5个月时间的池田内阁启动这一计划是自民党的一种战术，是为了转移视线，因此他们对此予以强烈抨击。但此后，随着下村治提出的日本经济进入“前所未有的强劲增长时期”这一说法逐步变成现实，连在野党也不得不提出各自的发展方案，其预定的增长速度均超过了7、2%。再加上当时的国际环境也非常有利，许多国家都在实施高速增长的政策，这些有利条件推动了收入倍增计划的顺利实施。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基本思路是：通过加快发展使国民生产总值翻番，由此增加就业，力争实现充分就业，并大幅度提高国民收入。通过经济高速增长，缩小农业和非农业部门、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以及各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全面提高生活水平，促进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该计划由总论、政府公共部门的规划、民营企业的预测和导向以及未来的国民生活这4个部分组成。

为了推动实施这一计划，日本政府从1961年开始出台减税和降息等措施，并开放了外贸，从而使日本企业经受国际竞争的考验。此举迫使日本企业加大投资力度，尤其是加快了技术革新的步伐，从而推动了彩电、冰箱和洗衣机这“三大件”的畅销不衰。再加上住上新公寓房的市民过上了梦寐以求的欧美式生活，而大量流入城市的农民又确保了劳动力的供应。其间还有1964年东京奥运会这股东风的有力推动，日本经济出现了强劲的增长势头。1961～1964年期间的增长率分别达到11、7%、7、5%、10、4%和9、5%。但1965年局势却出现了反复。这年8月池田勇人首相因咽喉癌赍志而没，而高速增长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开始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农村劳动力的供应也告一段落，从而使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出现了一个间歇期。尽管日本政府采取了降息措施也无济于事，财政开支入不敷出，于是下村治的高速增长理论再次受到了日本社会各界的广泛质疑。

在1965年6月22日举行的一场经济发展问题研讨会上，下村治建议日本政府发行国债，以此来填补财政亏空。幸运的是5周后这一方案被接替池田的佐藤荣作首相所采纳并付诸实施，日本政府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思路终于得到了市场的认可，股市随即出现了反弹，经济很快就走出了衰退局面。尽管当年的经济增长率仅为6、2%，但随后4年连续保持两位数增长，1968年更是出现了12、4%的惊人增长，达到了高速增长时期的巅峰。结果仅用了6年时间就提前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翻番的目标，第二年便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国民收入翻番。再过1年日本就超越其时的联邦德国，跃居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并将这一地位一直保持到2010年。1970年日本的出口额居然达到了预定目标的2、5倍。日本这一时期的高速增长在国际社会被誉为“东方的奇迹”。

负面作用不可忽视

当然，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物价也出现了相应的上涨势头，10年后东京的消费物价上涨了76%之多，因此有人就以此否定收入倍增计划的巨大意义，指责物价上涨抵消了收入的增长，居民的生活水平并未得到提高。但下村治却据理力争：按照上述说法，根本无法说明为何大多数日本家庭都普及了彩电、冰箱和洗衣机这些家用电器。其反对者又说这是用分期付款方式实现的，是寅吃卯粮。但下村治的回答很简单：如果不是人们对未来的增长充满预期，相信自己具有偿还能力，消费者是不会如此放心地去贷款的。经济的持续增长对每个家庭都产生了积极影响，这是显而易见的。

当时日本的社会氛围是：只要努力工作，生活就会得到改善。随着经济的长足发展和工资水平的上升，农村的劳动力会不断流入城市，从而推动就业率的攀升。此后随着人口红利出现拐点，工资逐步趋于平均水平，从而推动城乡差距相应缩小。如今，越来越多的日本人认识到：高速增长是战后日本最值得大书特书的伟大成就，这是当时日本政府集全国之力而推进的经济发展计划的绝唱。

下村治是一位与时俱进的负责任的学者，他不会无条件地为高速增长唱赞歌。在1970年大阪世博会后，尤其是在1973年发生“石油危机”后，下村治便清醒地发出预警信号：日本经济将进入“零增长”时代。于是其反对者又抨击他“说变就变”，对其转向如此之大提出质疑。但下村治却根本无意与这些意见纠缠。他极具前瞻性地提出，今后日本的发展重点应转向文化艺术领域，应着重提高国民的素质。全国上下热衷于资金炒作是不会产生任何效益的，这么炒下去总有一天泡沫会破灭。只有提高生产率才能提高生活水平，而生产率的提高必须通过创新来实现。但遗憾的是这一忠告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日本的泡沫在80年代不断膨胀，最后终于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彻底破灭，日本经济由此进入了名副其实的零增长时代。

生活中为了空气流通就必须打开窗户，但打开窗户就可能飞进苍蝇，这是难以避免的。日本的收入倍增计划也同样如此。虽然该计划的历史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但由于该计划的实施，也产生了一些始料未及的弊端。例如污染加剧，农业衰退，物欲横流，出现了一切向钱看的社会不良风气。而这一计划的成功被人为地当作一种神话，这更非下村治的初衷。尤其是当年作为不得已的权宜之计而发行的国债，如今已成为日本经济运行不可或缺的“强心针”，每年都是大量增发，以至日本政府债务已达GDP的200%，远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财政已到了崩溃的边缘。一再出台刺激经济措施，却无非就是大兴土木，对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没有任何作用。至于下村治所希望的发展文化艺术和提高国民素质，这些年来历届日本政府根本无暇顾及。难怪在实施收入倍增计划半个世纪之后，在长期政局动荡和经济低迷的压抑氛围下，日本国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今天的池田勇人和下村治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