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安”的寓意是稳定、平安，稳妥发展。新编纂的《定安县志》通过沿革、地理等二十八编和大事记，以及附录的内容，翔实记述了1840至1996年的史实。叙述在定安这片热土上，汉、黎、苗等各族人民休戚与共，辛勤耕耘，发展生产，洒下热血和汗水，培育出一朵朵芬芳、璀璨的文明之花的历程。从不同的角度告诉人们，定安县的建置虽然较晚，其历史渊源却久远；这里没有海，大部分地区属于南渡江流域，土地肥沃，环境独具好处；这里的经济虽然发展缓慢，其人文却灿烂辉煌；这里居住着的几个民族，相处相当融洽，共同孕育出朴实、敦厚的民风；这里的经济基础虽然较差，全县人民却始终奋发图强，努力发展生产，造福社会，为促进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有口皆碑的贡献。

一、历史渊源久远

    大事记和沿革、城乡建设、人口等编主要从纵的方面告诉读者，定安县建置虽然只有700余年，但其历史渊源久远。早在新石器时代，境内已有百越族移民进行劳动生产。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始于秦代。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建立象郡（在今越南维川以南的荣桥），海南岛划归象郡疆界，居民是百越族中的骆越族，西汉后称为狸獠，到了宋代才称为黎族。黎民世居沿海、江畔，以捕渔为生。由于黎族人民经常为反抗封建专制王朝的统治而举行起义，封建王朝便从广西、湖南一带征调苗兵前来讨伐。苗兵到本地后，对这里舒适的气候和优美的环境很羡慕，认为是居住的理想之地，因此，在战斗中逃亡的和战后退役的都留住海南。从这时起，本县区域增加了苗族。唐末宋初，汉人大量迁入定安区域。黎人逐渐迁入内地以及母瑞山、五指山、黎母山的腹地，苗人则在深山的周围生活。历经沧桑，逐步形成了定安东北部为汉族居民住区，龙门、龙州、九所（今富文）、坡寨、岭寨地区以及西边为黎汉族杂居区，岭口、翰林以南为黎苗杂居区，其时归琼山县所辖。

    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汉、黎、苗民族也在日臻交流、杂居、通婚中不断融合，共同创造文明。北宋著名的文学家苏东坡被贬到琼州，当他游览黎母山后，自己长时间那忧悒、沉郁的心情却被深山的美景和风土人情荡得一干二净，情不自禁地吟咏了一首著名的七言律诗《题黎母山》，赞叹：“黎母山头白玉簪，古来人物盛江南。春蚕食叶人千万，秋鹗凌云士十三。去日黄昏香袖满，归时绿柳映袍蓝。荒山留与诸君破，始信东坡不妄谈。”是的，不光是这里的山水美，在这里生息繁衍的汉、黎、苗族人民更美。勤耕劳作，团结友爱，追求文明进步是他们的夙愿。 元世祖至元三十年（1293），割琼山南境及平黎后新归附之黎峒置定安县，县治初设在今国营中瑞农场双灶岭。翌年，为便于管理，县治迁建于南资都南坚峒，即今龙门镇西北的官衙、官井村一带。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太子图贴睦尔被贬琼州，游于定安县南雷峒，峒主王官“事之以礼”，并出资300两银为图贴睦尔媒聘能歌善舞的青梅为妻。天历元年（1328），图贴睦尔被召回京师继袭帝位。次年（1329）升定安县为南建州，直属于北海元帅府，王官受任世袭知州，州治设在琼牙乡即今定城南门外的杨墩坡村南边。明洪武二年（1369），明军集中兵力镇压忠元不降的南建知州王廷金（王官子）后，复改南建州为定安县，并任命“创始更新，以不烦不扰民为便”的君子吴至善为第一任知县，县治迁至现在的定城。自此至今，在悠悠的633年历史长河中，特别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52个春秋中，定安已从一个不大引人注目的海南岛内陆县，发展成为毗邻省会，集农、工、商、贸为一体，在城郊经济中做出重大贡献的县份。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春风的劲吹下，在奔向小康社会的雄壮进程中，定安县将拥有更加艳丽、丰裕的未来。

二、环境得天独厚

    地理、林业等编以纵横相结合的方式，记叙了定安县的地理位置处于琼北内陆，属热带海洋性气候，山水和田园美如画。建县初期，其地界概念是沿海各县管不到的，少数民族聚居的全岛中部地区。婀娜多姿，森林盛装的五指山、七指岭、黎母山、母瑞山屹立在本县版图之中，仿佛是4位慈祥的母亲，携手同心协力哺育着在这块土地上生长着的汉、黎、苗族人民。明代琼山县官至武英殿大学士的邱浚在少年游历五指山时就将自己远大的政治抱负寓意于赞赏《五指山》的美丽诗句之中：“五峰如指翠相连，撑起炎荒半壁天；夜盥银河摘星斗，朝探碧落弄云烟。雨馀玉笋空中现，月出明珠掌中悬；岂是巨灵伸一臂，遥从海外数中原。”这块神奇的土地物华天宝，黄猄、豪猪、山猪、坡鹿、猴子、山兔、穿山甲、山熊、豹狸、果子狸、金钱狸、日狸、豹等30多种哺乳动物生活其中；金环蛇、银环蛇、巨蟒（南蛇）、眼镜蛇、四脚蛇、山龟、坡马等40多种爬行动物出没其间；山鹰、白鹤、原鸡、山斑鸠、麻雀、鹧鸪、白面鸡等50多种禽鸟在空中飞舞；南渡江、万泉河两大河流发源于五指山，象乳汁一样流经本县大部分地区，所有这些都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提供了富庶的生命源泉。

    清朝康熙年间，定安县的地界逐渐成型，东西宽约50公里，南北长300多公里。宣统三年（1911），全县有汉族村庄1507个，以及7个黎峒400余个村庄。辛亥革命后，海南岛增设3个民族县，定安县的东南和西南部划去了相当多的地区。共和国成立后，经过几次划界，定安县便从古代全岛区域最大的县变成现在较小的县，位于海南岛的中部偏东北，东经110°7′至110°31′，北纬19°13′至19°44′之间。县域东界文昌市，西接澄迈县，东南与琼海市毗邻，西南与屯昌县接壤，西北与澄迈县相连，北隔南渡江与琼山市（今海口市）相望，东西宽45.5公里，南北长65公里，疆界长251.5公里，面积1177.7平方公里。

    本县地势南高北低，属于丘陵半丘陵地带，土地肥沃，纬度较低；气候温和，年平均气温24度；热量丰富，阳光充足，年平均日照时数1880小时。水资源丰富，除了雨量充沛，年平均降水量1953毫米外，境内河流不少，流域面积在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有9条，总流域面积达1293.2平方公里，是“三高一优”农业开发的宝地。矿产资源蕴藏丰富，有金属矿铁、金和非金属矿水晶、石墨等40多种。植物种类繁多，以乔木群落、次生林稀树灌丛及林下灌木为主共1700多种，境内珍贵树种有子京、黄圮、坡垒、乌墨、母生、青梅、花梨、绿楠、香椿等。如今定安县属海南省经济发展总体布局中的海口经济开发区，环岛东线高速公路从其东侧穿越，沿途开设3个分道口与县内公路相连。全县可利用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共有30多处，其中被定为省级风景名胜的南丽湖，开发潜力很大。总之，充满奇羡和魄力的定安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以及十分难得的交通优势和资源优势。定安人民将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欢迎海内外人士踊跃投资共商发展。

三、人文荟萃夺目

    人才，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定安人才辈出，文化昌盛，其产生过程是历代文化教育，民俗、传统等因素所决定。教育科技、文体、人物等编重点通过因事系人、因人叙事相结合的方式，记叙了定安人文璀璨的篇章。

    早在宋代宁宗庆元初年（1195—1196），琼州通判刘汉就在本县属地设立社学，聘教师训诲黎汉族子弟。元代，本县增置了州学，“立教授……察验通经之士”。明清时代，本县的文化教育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各类学校，特别是义学星罗棋布；读书人之多，学习风气之盛，考中举人、进士人数之多，为人们所瞩目。在海南文化的长河中，每当提起定安，人们总会追想到官至南京礼部尚书的王弘诲，殿试一甲第三名的探花张岳崧，以及官至大理寺卿的王映斗。

    明嘉靖四十年（1561），王弘诲乡试考中第一名举人（解元），嘉靖四十四（1565）科考中进士。他在朝廷任高宫后，十分重视教育事业，特别是对海南生员渡海到雷州参加考试的窘况险情十分关注，于隆庆四年（1570）向皇帝奏《请改海南兵备道兼提学疏》获准，万历四年（1576），琼岛得以设立科考场让生员就地参加考试，立下了史称“奏考回琼”的不朽功勋。琼州士子因而特为其在定城建一生祠纪念。万历三十二年（1604），他在定城主持兴建尚友书院，大力发展教育和传播文化知识，为定安灿烂辉煌的文化夯实基础。在明代的260余年的历史中，定安人才辈出，全县共有62人考中举人，几乎为每4年就有一个人，除琼山府城外，名列琼岛各州县的第一位，被誉为“海外衣冠盛事。”清康熙六十年（1721）莫魁文考中殿试三甲第八十八名进士，“开琼南国朝甲榜之先”，是清代海南第一个考中进士之人。清雍正五年（1727）莫陶考中二甲第十四名进士。清嘉庆元年（1796）莫绍德考中三甲第八十四名进士。这3位进士均为现在的排坡村人，被誉为“一里三进士”。清嘉庆已巳年（1809）的殿试中，张岳崧考中进士，被钦点为一甲第三名（探花），为海南历代科考取得名次最高之人。嘉庆皇帝为琼州海隅之地竟有人考中这样高的名次而感到高兴，有“何地无才”之惊叹。张岳崧官至湖北巡抚，是民族英雄林则徐的挚友，也是“禁烟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行者之一，他的书法被公认为居广东五大书法家之首；其次子张钟彦于清道光乙巳年（1845）考中进士，是海南7对父子进士中的1对。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王映斗考中甲辰科殿试二甲第十四名进士，官至大理寺卿（正二品衔），是著名的教育家，曾栽培出1名状元，1名探花和2名太史；其次子王器成于光绪十八年（1892）考中进士，是本县父子进士中的又1对。清代，海南13个州县考中进士30人，其中定安县8人；考中举人178人，其中定安31人。这些优秀的人才，其思想精神对海南以及定安的文化乃至社会经济发展都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并形成相应的人文景观，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定安的近现代政治、文化的发展。

    古代定安，近400人在京城和全国各府、州、县当官，传播文化，是时代文化的使者。而现代则是不胜枚举，特别是就读黄埔军校，任“省港大罢工”模范大队长、中共琼崖特委委员孙成达，琼崖苏维埃政府常委徐树芳，琼崖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莫安全，北京大学毕业、天津津沽大学教授朱照箕，原国民党国防部次长、中将吴敬群等。孙成达在民国16年（1927）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四·一二”事变后，于20日带“中共广东区委关于蒋介石及其反动军事头目叛变革命和捕杀共产党人对琼崖地委的指示”乘轮船于21日抵达海口，抢先通知中共琼崖地委驻海口市的领导人及时转移，避免了琼崖国民党在22日实施“四·二二”事变时对地委领导人的残杀，保住了琼崖共产党人的重要火种，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本县作为著名的文化之邦和琼剧之乡，在短短的52年中，涌现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吴鸿侨、中山大学党委副书记王乐夫、《海南日报》社副主编钟业昌和教授莫国端、汤集祥、郑诚等人，以及伍宏芳、“天上月”等琼剧名伶，共有4000多人考读大学，50多人取得硕士学位，10多人被授予博士学位，还有部分人到国外留学深造，真正“江山代有才人出”。定安古今，人文荟萃，璀灿夺目。

四、民风淳朴勤劳

    军事、社会风土、社会团体等编注重以写实的方式，详细地叙述了定安境内各族人民善良、友爱、淳朴，吃苦耐劳、富有正义感和敢于反抗朝政专制、贪官暴虐、贪婪腐败的敦厚民风。

    黎族人民以捕鱼为生，其次是狩猎。由于捕鱼、狩猎工具落后，常常饥寒交迫，食不果腹。他们无所畏惧，团结互助，勇于斗争，这是他们的风尚。捕获猎物共享，见者有份的习俗一直延到现在。苗族人民向来对黎族同胞都有同情之心，以和为贵，同黎族、汉族人民真诚结交。汉、黎、苗各族人民和睦相处，互相传授生产技术，生活技巧，在长期的交流、通婚中逐渐融合。

    在封建社会，被统治的各族人民的生活、生产权利是经过无数次的斗争而取得的。唐懿宗咸通五年（863），黎母山一带的黎峒以蒋璘为首举行大起义。元、明、清代，本县黎汉族人民曾发动过以王观福、王观苟、曹英、王承宣、黎马矢、吴偕、谢昌、杨二、韩有献、王振邦、王天成、那九、陈忠清等人组织的武装起义，给封建皇朝统治以沉重的打击。辛亥革命时期，陈继虞于1920年9月18日率领黎汉讨袁民军攻下定城，并建立了3个多月民军政府。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闻名海内外的母瑞山革命根据地两度保存了琼崖革命的火种，使星星的革命之火，燎原琼崖大地，在琼崖人民坚持武装斗争23年红旗不倒的伟业上做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不愧为琼崖革命的摇篮。1929年8月中旬，在中共琼崖特委机关再遭国民党当局破坏，琼崖革命一时失去统一领导核心的情况下，是内洞山革命根据地以及定安人民迎来了琼崖苏维埃政府主席王文明和澄迈县委书记冯白驹等琼崖共产党的骨干，在那里召开了著名的各县代表联席会议，组建了以王文明、冯白驹等9人组成的中共琼崖临时特委，确立了“琼崖人民的一面旗帜”冯白驹在琼崖临时特委的领导地位，其意义深远。在抗日战争时期，母瑞山和内洞山根据地的党政军民不畏****，用自己那一股股沸腾的热血，谱写了一首首灭寇救亡之歌。抗战胜利之后，在奔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征途上，定安人民在“岭口之战”、“黄竹之战”中立下不朽业绩；在“文革”的浩劫中，以吴科道为首抵制乱杀人黑风，保护了无辜；在“经济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定安人民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慷慨洒下自己的汗水，始终无怨无悔。“凡民禀五常之性，有刚柔缓急声音不同，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不同，谓之俗。”定安汉、黎、苗族人民从辛亥革命直至今天，跟准中国共产党，开创了今天的新纪元，这是淳朴民风传承的具体表现。定安人民是富于抗争，勤劳勇敢的人民！

五、生产“四落五起”

    政党、政权政协、农业、工交、水电、财税、金融、城乡建设等编侧重从政治、经济、卫生等角度记述了定安各族人民在悠长的峥嵘岁月中，在创造灿烂文明的同时，用自己的才智和汗水改造自然环境，发展生产，在崎岖曲折的道路上，经历了四落五起的发展过程。

    明代以前，由于生产工具的简单落后，以及独特的地理和自然环境，本县经济发展缓慢。明洪武二年（1369），吴至善出任定安县的第一任知县后，“创始更新，以不烦不扰民为便”，鼓励农民勤劳耕作，经济得到大恢复，因而县府也于次年从琼牙乡（即现定城镇杨墩坡村南边）迁到定阳（今定城）建县城，奠定了县治的最早格局。明永乐十八年（1420），第二任知县吴定实“因时就功，善抚黎民”定安经济继续发展，“境内殷富有余。”吴定实因而在是年发起第一次编纂《定安县志》，这是定安经济发展中的第一起。明末清初，由于当政者的贪婪，当官者的鱼肉人民，爆发了黎汉族人民的多次起义，加上清兵的大举入琼，社会动乱，时“兵贼交横，遍野饥殍，田荒户耗，实始于此”。这个时期的天灾人祸对生产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定安县经济走向历史的低谷。

    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张文豹出任知县，他为政清廉，认真宣传落实《圣谕十六条》，废除积习已久的苛捐杂税，竖“禁碑”严禁乱收费，减轻民众负担，经济得到极大的恢复。康熙五十至五十五年（1711—1776）本县革除“人头税”，实行“一条鞭”法，摊丁入地，得以大大减轻农民的负担，社会经济大发展。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新任知县江炯“操守廉静，才识精明，案不留牍，惠绩循声有数十年。”这个时期，定安县“生齿日繁，村居日辟”，经济取得了很大的发展，这是定安生产发展的第二起。民国时期，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侵琼后，设立琼崖日伪银行定安分行，发行大量的日本军用票，强迫被占领区的民众使用，大肆掠夺本县的财富，使本县的经济遭到空前的破坏。这是定安经济最悲惨的第二落。

    解放后，定安县人民政府一方面通过土地改革和对私营工商业进行“利用、限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注重加强基础环境的建设，由政府各部门出资建设定安县火力发电厂，不久再投资4亿元旧币扩建，使该厂成为全县规模最大的地方国营企业。全县工农业生产得到全面的恢复和大发展，这是第三起。

    1958年，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作风浮夸，瞎指挥，生产盲目追求高指标，劳民伤财，造成国民经济的全面倒退，粮食等生活用品紧缺，各项经济指标滑下低谷，人民群众生活极其困难，这是定安经济发展历程中的第三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各项工作得到恢复和发展，本县的经济建设推行“一糖二茶三炮”的方针，经济发展步入快车道。从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本县每年完成财政收入计划比例的能力均位于海南汉区10个市县的第3位，仅次于海口市和琼海县，是海南著名的鱼米之乡。财政收入自给有余，投入不少资金支持定安糖厂、居丁糖厂等国营企业的技术改造和城市建设。全县糖蔗年产量达27万吨的历史记录，凉果厂出产的杨桃干进入广州市南方大厦糖果门市部，广东省工业厅曾在本县召开现场会，推广定安陶瓷厂生产的优质陶瓷茶杯的经验，海南行政区城市建设现场会在本县召开，县农机厂生产农机产品的设备一流。这是定安经济发展的第四起。

    80年代后期，首先，由于连年吸纳了大量干部职工以及民师的转正，本县籍干部也从外地大量调入，一批人从企业调入公检法部门，因而造成吃“皇粮”的人大幅度增加；其次，90年代初期，面对改革开放浪潮中一些影响财政收入政策的调整，县委、县政府未能重视和发挥本县邻近海口市的郊区和最先通高速公路之优势，未能把握和继续开发本县陶瓷、建材、饮食、农机修造等拳头产品，失去了当时“八方风雨会琼州、国内外资金大量涌入”的大好机会，塔岭、南丽湖两大开发区错过开发的黄金季节；再加上本县主要领导更迭频繁，部分资金投入效益不佳，造成本县经济形势进入低潮。这是第四落。

    1999年10月，本县新的领导班子组建后，客观地分析了本县面临的形势，充分挖掘潜力，实施“强农、重工、兴旅、活商”的发展战略；积极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重视发展城郊经济、特色经济、民营经济，按照“三条经济带”、“三大经济块”的格局在总体上把总量控制和结构调整结合起来，始终坚持“以农业为基础，加强和提高第一产业；以工业为主导，加速发展第二产业；以旅游业为龙头，积极发展第三产业”的产业发展方针。同时，健全了“紧收紧支”的资金管理制度，盘活了一批倒闭、停产的企业，各项工作生机盎然，财政收入年年保持稳步增长。至2002年底，工作人员领到的工资已翻了一番。这是五起。回首定安经济发展“四落五起”的历程，数百年来虽然是起伏发展，但今天生产的发展，经济的增长，是过去数百年所不能比拟的；展望未来，定安的明天会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