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40年鸦片战争之前，便已有少量中国人因贸易原因前往美国。当时，清政府为垄断外贸之利，在广州设立“十三行”，一些华商将精美的瓷器、丝绸等运抵美国换取墨西哥白银。1849年美国西部发现“金山”后，始有大量的中国人以“赊单工”的身份侨居加州淘金（两年后英属澳大利亚南部发现“新金山”，该地遂改称“旧金山”）。其后，美国开发西部修筑中央太平洋铁路，华工又成为筑路的主力，许多人在艰险繁重的劳动中牺牲了宝贵的生命。契约期满后，华侨开始去做生意，他们曾经占到加州总人口的10%、劳动力的25%；到19世纪70——80年代时，全美已有华侨10万之众，其中绝大多数是来自广东四邑（今江门地区）等地农村的单身汉。

尽管华侨为开发美国做出巨大贡献并付出惨重牺牲，但因种族、文化的殊异特别是职业利益的冲突，他们却遭到白人的无端歧视乃至暴力袭击。1882年，美国国会首次通过内容包括停止华工入境、不准华侨入籍等15条条款的排华法案（该法案在1904年成为永久法案）。法案对此后60年间的美国华侨社会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一方面，由于获准移居美国的中国人为数极少，华工婚姻问题难以解决，大量华工被迫返回祖国，“叶落归根”，华侨社会呈持续萎缩状态；勉强留下谋生的华侨被限定在唐人街里居住，靠经营洗衣店、餐馆、杂货店等卑微艰苦的服务业为生，即使是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华侨子弟亦难以跳出唐人街的圈子。为求互助、团结对外，他们被迫组成各种社会团体，如中华会馆、中华公所、姓氏宗亲组织，以及洪门堂会组织。另一方面，华侨多认为自己在美国受歧视是祖国不强盛所致，遂一心一意帮助中国现代化，不仅通过侨汇、赈济、投资（如建发电厂、自来水厂、修桥造路乃至修建铁路等）以及举办公益事业造福家乡亲人，而且踊跃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全力支持祖国的抗日战争。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参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上万旅美华侨入伍作战，华侨妇女也进入工厂工作。鉴于华侨的杰出表现以及战时中美关系的重要性，罗斯福总统任上废除了排华法案，并象征性地允许每年全世界华人有105名移民美国的名额。

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华侨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其思想意识及社会形态已由战前的“叶落归根”逐步转变为“落地生根”。这种变化表现在诸多方面。

人口的迅速增长和人口素质的普遍提高

战后，美国移民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先是有二战期间入伍入籍的年轻华人获准回中国侨乡寻找配偶，并带入美国；1965年以后美国颁布新的移民政策，给予各国包括中国每年2万个移民配额，许多台湾、香港同胞遂借由此渠道进入美国，华侨华人社会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衡问题也从此得到根本的解决；至1979年中美建交后及1997年香港回归前，原先的2万配额给了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又分别得到2万配额。藉由这6万个移民配额，以及东南亚印支华侨华人以及其他地区华侨华人的再移民，美国华侨华人数量大增，至2002年时便已达到250万，其中70%以上为第一代。至2004年，在美台湾人共有56万，而福州人也有50——60万之众。当然，华裔只是亚裔的一部分。亚裔在美国占4%，在加州是12%；华裔在加州较为密集，亦只占3%左右。与新移民人口增长相关的是，华侨华人定居区域也有了很大的扩展。以前，华侨华人被严格限定在唐人街内居住；但从战后初期的20世纪40年代后期始，就有不少华侨华人从唐人街搬迁到普通白人居住区去。而随着60年代唐人街内较大规模制衣厂的出现，新移民妇女跟着大量涌入工作。今天，传统的唐人街已不再是华侨华人的主要聚居地，而成为新移民特别是非法移民甫抵新大陆的落脚点和中转站。

人口素质的普遍提高，则是跟战后华人新移民人口结构的变化及第二代以后华裔人口的增长密切相关的。在1949年之前，中国曾经派出5000名最优秀的学生到美国留学，这些人结果大多居留下来。而在1949——1985年间，仅台湾一地就有10万优秀大学毕业生赴美深造，其中85%滞留不归。与此同时，香港也有大量中学毕业生跑到美国升学，他们也大多留了下来。另外，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留美的数十万学生，他们毕业后许多人亦选择留在美国就业。与此同时，随着华侨华人社会群体的壮大，新一代的华裔人口迅速增长，他们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所有这些，都使得美国华侨华人社群的文化知识结构发生了很大的改观。据统计，美国约300万华侨华人中，拥有大专以上学历者目前已占三分之一强。在有些地区，华侨华人中具有高学历者的比例甚至已经超过了其他族裔。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升，从各个方面给予传统华侨社会乃至美国主流社会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

专业人才的涌现和高科技企业的兴起

随着华侨华人中接受高等教育人数的激增，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进入美国主流社会的科研教育界工作，在工商企业界创办公司的也渐成气候，并涌现出一大批成功的专业人士和高科技企业。以专业人士来说，据统计，20世纪末在全美有10万多名华人专家学者，他们分布在数百所大学和各类科研机构中，其中约3万人被公认为世界一流的科技人才，占全美一流科技人才的四分之一强。在全美最著名的高等学府中，有三分之一的系主任由华人担任；美国机械工程学会的12个分会主席，有一半为华人；美国电脑中心有1000多华裔研究人员，其19个部门中有12个是华人当主任的；全美最大的电脑企业——国际商业机器公司拥有800余名工程师，其中500多位是华人；至于美国太空研究中心及阿波罗登月工程等超级科研单位，其华裔科技人员更是数以万计。像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朱棣文、崔琦、李远哲，以及教育家田长霖，数学家陈省身，物理学家吴健雄，建筑师贝聿铭，电脑专家王安，艾滋病医学专家何大一，均享誉世界。

再以高科技企业来说，自20世纪50年代初波士顿的王安实验室（WANG

LABORATORIES，后改组为王安电脑有限公司）成立后，华资高科技企业便逐步得到发展并取得佳绩。王安出生于上海，早年毕业于上海交大。其公司在70年代先后成功研制出文字处理系统（WPS）和VS系列计算机，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文字处理系统供应公司和北美最大的小型商业计算机的供应厂家，在办公自动化领域居于领先地位。在他的主持下，公司从仅有600美元的小工场发展为年营业额近30亿美元、总资产达20亿美元、雇员超过3万人的跨国公司，跻身全美十大电脑公司之列。不过，王安电脑公司从1985年起却不幸因经营策略、人事安排和企业管理等方面出现严重失误而陷入危机，终于走向衰败，为柯达公司所收购。

继之而起的，是王嘉廉1976年在纽约创办的联合国际电脑公司（COMPUTERASSOCIATES

INTERNATIONAL，INC.）。王嘉廉也生于上海，1952年随父母移居美国，毕业于纽约市立大学。该公司发展迅猛，在1995年时营业额已达31亿美元，为全美仅次于微软公司的第二大独立电脑软件制造商。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由新一代华人科技专家创立和经营的高科技企业正在崛起之中，仅在美国硅谷地区便有2000家之众，约占该地区的七分之二；其中，取得突出成就的知名企业，即有被称为华裔“比尔?盖茨”的杨致远等人创办的雅虎公司（YAHOO！），等等。曾有在该区内创业的李信麟在接受《亚洲周刊》记者采访时说：：“没有中国人，硅谷就不会成其为硅谷。”此话不无道理。

归化进程的加快和参政意识的增强

根据1790年美国归化法，入籍只是欧洲人的特权，华侨入籍仅限于在美国本土出生的子女，历史上能够入籍的华侨极少。但战后以来特别是60年代以后，美国的归化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华人只要取得博士学位便可以第三优先权拿到绿卡，五年后入籍。随着土生华人和入籍华人的增多，他们萌生了民主、政治意识，不仅积极参与民权运动，参加投票选举，自觉维护自身作为公民的正当权益，而且也逐渐跻身政界，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目前美国近300万华侨华人中，约有60%有投票权，其投票率在60——68%，成为一股政治势力，这在旧金山唐人街等处尤为突出。

近年来，美国华人参政已出现不少成功范例，如老布什时期有交通部副部长赵小兰、白宫学者委员会主任陈香梅等；克林顿时期有联邦商业部长特别助理余雪洁、国防部助理部长彭福有、美国驻外女大使余江月桂等；小布什时期有劳工部长赵小兰、华盛顿州州长骆家辉等。不过，由于华人绝对人数少（其比率尚不及全美人口的1%），故实际影响还相当有限。

此外，战后美国华侨华人在文化艺术体育上的表现，也有长足进步。在文学界，聂华苓、於梨华、陈若曦、汤婷婷等曾获诺贝尔奖提名。影视界的罗燕、王洛勇、靳羽西、赵家玲、李连杰、陈冲、成龙以及体育界的张德培、周婉仪等，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美国华侨华人在事业有成的同时，还积极参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尤以来华从事学术交流、讲学，商业贸易，以及创立高科技企业最为突出。在台湾问题上，也普遍坚持反独促统的鲜明立场，发挥了重要作用。

纵览美国华侨华人一个半世纪的历史风云，可谓甘苦沧桑，可歌可泣。尽管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美国华人在短期内还难以完全进入主流社会，还要面对“李文和案”留下的阴影和“9?11”后全美经济萧条的打击，但无论如何，随着经济、政治力量的与日俱增，他们对美国社会和国际社会也势必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黄小坚：中国华侨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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