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5年一1900年)

同治年间(1862年一1874年)，清王朝通过成功地镇压国内起义，获得了苟延残喘的机会，迎来了所谓的“同治中兴”。值此多事之秋，曾经席卷中国南方的太平天国革命和云南回民起义，都渐趋尾声，清朝当局开始在桂滇两省恢复统治，义军残部及其支持者随即逃离中国，流人与之毗邻的越南、老挝和缅甸的边境地区。于是，在越南东京出现了“黄旗军”和“黑旗军”两支流寇队伍。后者曾得到大清帝国及阮氏当局的认可，后来参加了反抗法人入侵的战斗。相对而言，窃国既未立即受到欧洲列强的明显威胁，也不存在维护其衰微和腐败的中面集权，因而这些流窜入境的前义军残部，便打着红、黄旗号，干起了匪盗营生。他们打劫蹂躏老挝百姓，直到19世纪80年代，才最终被泰国和法国联合驱逐出境。

然而，位于东南亚最西端的新月形国家缅甸则受到了中国境内镇压回民起义的影响，并最终成为滇省回族难民和义军残部出亡之通道，从而陷人一种绝然不同的复杂处境中。19世纪70年代，正当云南回族起义失败之际，上缅甸(即缅北)正处在以瓦城为首府的缅甸雍籍牙王朝曼同(或译明敦)王统治之下，尚未受到大英帝国的侵占，保持着独立，并拥有足够的抵御中国流寇的基本力量。因此，当老挝和越南同时受到太平天国和云南回民义军残部骚扰时，缅甸边境地区仅只受到滇西回民义军残部的影响。尽管滇省穆斯林数世纪来早已卷人了滇缅间的马帮贸易而完全熟谙这些地区的情况，但此时涌入的难民人数尚不算太多。由于面临着清军的再度围剿，这些滇省穆斯林(汉语称“回回”或“回民”，掸族称之为“潘塞”Pang—hse，缅人称之为“叛贼”Pan·thei，后来在英文中统称为“潘泰”Panthay)义军残部没有西逃去骚扰缅人聚居的平原地区，而是带着武装和辐重，撤向缅甸掸邦和今日中缅边境一带广衰而无人管辖的山区。一些人在此干起了匪盗勾当，致使缅王曼同不得不在1873年至1874年间禁止其活动。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却和平地沿着中国国界定居下来，并重操旧业，在东南亚各国边境地区做起了长途马帮贩运，成为了杰出的马帮商人。及至1899年一1900年中英会勘边界时，在这些定居点中，出现了一个以班弄为首府，横跨萨尔温江缅甸佤邦的极为重要的潘泰人(即云南回族，下同)定居区。

班弄的地形、行政与人口

鉴于佤邦处于一个完全与世隔绝的地理环境之中，是一个既不受中国政府亦不受英国殖民当局管辖的地区，因而有关该地区潘泰人的资料十分缺乏。研究班弄的史学家们，不得不主要依据英国殖民当局有关掸邦北部的情况的断断续续的行政报告，偶尔发现的当代旅行者记述下来的零星参考资料，以及中国方面有关中缅边境勘界发端的资料，来开展相关研究。

关于这一点，前文中业已提到的戴利氏1891年探险报告指出：掸邦北部的监管权隶属于佤邦。这份探险报告还追述了英国官方有关佤族和“强大的潘泰殖民地班弄”的最早记录。尽管戴利氏造访之时班弄已经建立了十五年之久。然而，在戴氏和后来的其它报告中清楚地表明，在1875年至1890年间，潘泰人在佤邦已经成了作为一支重要而又日益壮大的经济和军事支配力量的建立过程；其基本活动也超出了最初的自我防卫范畴，而是像从前的潘泰人那样，做起了商业贸易。他们将英国殖民当局视作一支友好而基本的贸易力量，以及一个潜在而重要的开展马帮运输服务的雇主。因此，戴利氏在报告中披露了潘泰人对英国殖民当局的同情，以及他们想成为英国治下的臣民的意愿。

当戴利氏1891年探访之时，班弄已是一个拥有300—400户人家的村子，“孩子们脸蛋上泛着玫瑰红”，被遂出中国的大批潘泰人遍布滇缅边境一线。除了这种以回族穆斯林占绝对优势的社区村落外，另有一支规模较小且十分贫穷的汉人集团。他们来自四川、湖南、湖北诸省，居住在“与整洁的潘泰入比较起来，显得肮脏而又盖得非常简陋的十余间房子里”。有关潘泰人的情况，戴利氏作了如是评论：“这些普通的赶马人……与其他云南人有着明显的区别……他们现在已同掸邦的汉族女子结婚。”戴利氏还注意到潘泰人中“有些人属于贵族上层”，他们“与众不同，有的有六英尺高的身材，长着鹰勾鼻和浓眉大眼。因为他们是数世纪前来华的中亚布哈拉人后裔”。在报告中，戴利氏还对潘泰人所具有的军事忍耐力、开放的姿态以及经商才干，倍加赞誉。他评价说：“一旦中国当局允许，他们会立即迁回国去。我们可以征募半个团的潘泰人，因为他们个个都是人品端正体魄健硕的硬汉。”

两年之后的1893年，斯考特氏(J．G．Scott，或译史谷特，别名施韦约ShwayYoe，后称为“掸邦之山”的乔治·斯考特爵士)访问了苏木地区。他对潘泰人似乎怀有某种复杂的感情，因为他把他们描绘成“偶尔经商，本性土匪”。这种论断颇值商榷，甚而需要完全颠倒过来才对。其实在这件事情上，从仰光和加尔各答英国殖民当局的观点来看，也很难得出斯考特氏所持论点。因为他也报导说：“在佰邦的确无人需要我们……无论是佤人或是掸人……唯一需要我们的是潘泰人殖民地班弄，潘泰人一再向我们请求成为英国治下的臣民。”就班弄本身的情况而言，斯考特氏注意到其规模已发展到了300—600户之间：“房子的墙壁系用方格篱笆敷上泥巴组成，有的刷上石灰。屋顶上盖着山草。每家都用篱笆围起一个小院，小院里栽着桃树和李子树。村中有一饮马池塘，但塘水不能饮用。饮用水的供应不太令人满意，是通过数条小沟从西边山上引下来的。环村的山坡上长满灌木林，但有的地方也被砍得光秃秃的种着婴粟。”谈到班弄的战略位置时，斯考特氏指出：“通往村里的所有道路都必须经过两个隘口，一个在村北，一个在村南。两个隘口上新近用土堑修建了两座门楼，楼顶上盖着山草。楼上留有小窗。”这些便是村里全部但又毫无防卫能力的防御工事。因为村子两侧地面均末设防，也没有“栅栏”之类的东西。斯考特氏也注意到了潘泰人的抱怨，说他们生活在“到处充满着野蛮的异教徒的种种危险之中”。因而当他访问该村时，班弄的潘泰人正在修筑环村的防御性围墙。他在报告中接着说到：“从潘泰人自己的兵力来看，他们的种种担忧似乎没有必要。倘若其装备再好一点的话，潘泰人完全可以征服整个佤邦。”

除班弄这一潘泰人主要定居点外，斯考特氏还报导了另外两个小村庄的情况。这两个村子紧挨着，每村约有80户人家。一个叫帕昌(Pachang)，坐落在班弄东约一公里的地方；另一个叫潘尧(Pangyao)，位于班弄正南方约十公里。斯考特氏在他1893年的报告中，引用了哈威氏的＜佤邦概略)(Waprecis)一书材料，把这些次要的定居点描绘成了“汉人”村子，并且注意到“这些汉人定居者都是当地潘泰人的奴隶或者至少是仆役(婴粟种植者和马夫)”。比较而言，在他较为可信的＜1900年上缅甸及掸邦地名辞典＞中，斯考特氏又很准确地将帕昌和潘尧归入“回族”(潘泰人，滇籍穆斯林)村子中。

至于班弄的行政情况，斯考特氏指出在他造访之时，班弄王是一名年轻的小伙子。在这位年轻人摄政期间，班弄的实权掌握在一位名叫马国兴的杰出的潘泰人手中。马国兴得到了一个由三位长老组成的议会的支持，这三人分别为前大理政权十八大司之一的大司藩安文义，以及曾在杜文秀政权作过官的马寅新(音)和马祖成(音)。除汉名外，这些潘泰人也使用穆斯林经名，安文义经名穆罕默德，马寅新经名伊司马仪，马祖成取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经名叫“希辽隆蒂”(Shiliaolongti)，这一经名引起了斯考特氏的特别注意。因为“该经名如此不伦不类，以致引起了其随员中地道的印度穆斯林士兵们的嘲笑”。斯考特氏提到的这位年轻的班弄王身份很难确定。他很可能是马寅安之子。据利厄托南·麦奎德氏(LieutenantMacpuoid)的报告，1891年时他统治着班弄，但他死后“马国兴又取而代之”。据这些零星的资料，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统治班弄的是一批流亡境外的云南回民，他们曾在杜文秀政权里做过官，有的甚至是高级官员；首任班弄王是马寅安，他卒于1891年至1893年之间，他可能就是1875年负责建立班弄的头领。当然，对1893年班弄幼王的合法任命，人们以为是由其先辈——一位极其重要的人物按世袭方式决定的，只是表面上通过了班弄全体穆斯林的同意罢了。

根据斯考特氏的调查，这批潘泰人中的绝大部分穆斯林，是由大理、蒙化(杜文秀的出生地)、永昌(保山)、顺宁(风庆)以及云州(云县)迁移去的。他们“全都是商人、马锅头和有钱人”，并“雇佣着许多长工做马夫和苦工”；1893年斯考特氏访问班弄时曾注意到，多数潘泰人不带武器，他们“人数少，只做做手工劳动，很富裕，显得有些恐惧和讨嫌”。但他最终(1900年使用殖民概念时)还是认为潘泰人“依然是一个比汉人更优秀的民族，并且历史业已证明他们也不是一个好战的民族”。除了居于统治地位的潘泰人外，班弄居民中也包括了人口日益增长着的掸一汉人和云南人(含汉人和一些较穷且与班弄建立者无关系的回族)。一方面是因为云南回民起义失败后，清政府取消了对回民的限制，诱使许多人回归云南故里，造成了部分居缅潘泰人向中国回迁。另一方面是由于潘泰人与汉人或掸族之间的通婚呈普遍上升趋势。此外，和从前一样，有的潘泰人继续背井离乡，深入到克钦人和佤族居住的与世隔绝的山寨中定居下来。

班弄的伊斯兰教情况

如同我们所预料的那样，有关班弄潘泰人信奉伊斯兰教的情况，我们能见到的资料仍然十分有限。乃至英国殖民缅甸之时，班弄的潘泰人仍从事于经商、赶马，以及充当着这块无人管辖的佤邦事实上的法律及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对中国而言，他们简直又是曾经卷入云南大规模起义而又流亡国外的异端信仰的开业者。事实上很清楚，班弄的潘泰人和他们的云南回族同胞，以及流亡缅甸其它地方、逞罗、老挝的同胞一样，都是清一色的信仰逊尼派中哈乃斐(HanafiMadhhab)法律学派的穆斯林。人们已经注意到他们同时使用汉名和伊斯兰教名的习俗，但其贫乏的阿拉伯文知识以及乏人指导的伊斯兰宗教操守，或许正是斯考特氏提到的受到印度穆斯林土兵嘲笑的原因。但必须记住，不论是否理想，人们在感悟源于天方麦加的正统伊斯兰教方面，理解的差别是微不足道的。因而，从希贾兹学派(Thelhjiaz)的罕百里派(Hanbdi)观点来看，这些印度穆斯林土兵或许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班弄的潘泰人当然也会鄙视其伊斯兰操守，如同鄙视柬埔寨王室的伊斯兰操守一样。

巴伯氏(ColbmeBaber)在其报告中对潘泰人的宗教异端的指责，或许过分了。1878年他前往大理、腾越(今腾冲)地区旅行时，发现云南回族不行割礼，不过安息日(星期天)，不用穆斯林经名，不能辨别礼拜朝向，不懂阿拉伯语，仅仅只知道不吃猪肉而已。因此，巴伯氏太热衷于这些责难了。其实在这些责难中，只有不懂阿拉伯语一项是对的。在许多非阿拉伯语世界的穆斯林地区，这种情况一般说来都是正常的。当然，许多云南回族伊斯兰经师(阿訇)是精通阿拉伯语文的，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生活在缅甸班弄的潘泰人穆斯林社区那样，他们自知不足，但已奋起直追去加以改进。

因此，当斯考特氏1893年访问班弄时，我们看到潘泰人中已有“几位哈只”，他们的马帮通常可以根据打出的伊斯兰“旗号”或印有＜古兰经)经文的小三角旗来加以区分。班弄领导人起码都同时使用汉名和伊斯兰经名，一些富商或有学问者，都能在交谈介绍时用上几句阿拉伯习语。更为重要的是，班弄拥有自己的清真寺，有40余位成年男性穆斯林承担着社区的宗教义务，另有一座供主麻日聚礼用的清真寺(ajamacaMasjid)和一所伊斯兰经堂学校(madrasa)。他们礼聘了一位印度鲁克蹈(Lucknow)的茂尔维(Mawlawi)法克尔·赛义德，穆罕默德(FaqirSayyidMuhalnmad)做总教长，负责宗教事务的管理，并在社区里教授阿拉伯语、波斯语和兴都斯坦语(hindustani，印度北方回教徒使用的语言——译注)。在1893年的报告中，斯考特氏进一步指出：“今年有许多潘泰人去了麦加朝觐。”在其＜1900年掸邦北部地名辞典)中也作了记录：“自从大英帝国占领以来，已有数位班弄潘泰老人前往麦加朝觐，亲吻了克尔白天房的玄石。”

礼聘印度穆斯林茂尔维，定期从人迹罕至的中缅边境地区前往麦加，履行艰难而破费昂贵的朝觐功课，这些宗教操守清楚地表明，班弄的宗教组织是健全的，潘泰人对伊斯兰教礼仪也是通晓的，并且他们还急于去掌握更多的伊斯兰教教律学(fiqh)方面的正统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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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世纪之交的班弄

继斯考特氏1893年访问之后，19世纪末对班弄作最后一次详细报导的，是麦奎德氏1896年的调查报告。此时马国兴仍是班弄王，麦奎德氏还专门应邀登门访问了他。麦氏记述说：“我到达时，在门口受到了马国兴本人的亲自迎接。他把我热情地领进一间长方形的大屋，请我在一张铺着华丽桌毯的桌旁落座。本地的其他贵宾已在院里，这时也进了屋，在我落座后，他们才在客厅两侧的长凳上坐了下来。屋子勉强够全体人坐……客人们随即被招待以盘装的糖果，我的桌上也堆满了，还上了茶水。”在讨论了修筑曼德勒一滚弄铁路计划及其对班弄的潜在影响之后，潘泰人给麦奎德氏及其随员送了两只山羊和四箩大米。这位大英帝国的情报官因未备有回赠礼物而显得十分尴尬，只好将其随身所带的花了3卢比从曼德勒杂货摊上买来的一只小乐器盒回赠给了班弄王。

随着令人兴奋而连续不断的访问，麦奎德氏注意到：班弄到处都是潘泰孩童，每户潘泰人家的房子平均都要比掸族人家的长出两倍。他还参观了清真寺，这是一座宏大的木头建筑，旁边紧挨着一所伊斯兰经堂学校。但据说那位印度穆斯林教长法克尔·赛义德·穆罕默德已经辞职离村而去了。麦氏估计班弄约有200户人家2000余丁口。村里用于重要运输的马约有l000匹，但如果需要的话，还可以立即征集到另外2000匹。如同斯考特氏一样，麦氏也注意到了班弄饮用水的不足。潘泰人已扩建了水池，并用一根粗竹筒水槽从四周山上将水引下来，这种引水槽也被佤族广泛地使用着。潘泰人及其雇佣的长工也种一点有限的稻子，但农业生产显然是次要的，所需粮食大多靠从外地进口。班弄四周的山坡地大多用于种植婴粟，鸦片成了这里居民的主要产品。

潘泰人的财富显然仰赖这后一种商品，以及他们垄断着的该地区的全部商贸通道。据戴利氏说：“无论何时何地，在野佤这块土地上”，都有穆斯林马帮来来往往。这一点得到了麦奎德氏的赞同。他对潘泰人的武装如此精良感到吃惊，仅在马国兴家里，他就见到有14支来福枪(包括一支马蒂尼一享利枪)，几乎每家都至少有一支来福步枪。班弄王再次表达了希望得到英国殖民当局保护，以免除来自四周佤族威胁的愿望。这次会谈结束时，班弄王也表明了潘泰人“生活在和平与不受任何人的威胁之中”，并答应了麦氏希望他加强班弄防御工事的请求(斯考特氏1893年提到的碉堡此时尚未竣工)。

马国兴对班弄自身的防御能力是颇为自信的，故而麦氏总结说：“潘泰人武装精良，完全能够自我保护。当遇到任何来自当地的麻烦时，他们完全可以不中止马帮运输而召集到足够的壮丁。”事实上，班弄在佤邦地区已是最富足和最强大的部落，当1899年至1990年中英会勘边界时，班弄的潘泰元老们都热衷于要求建立一座医院和一所英文学校(由他们自己出资)，并由英国警方提供保护。

因此，在世纪之交时，班弄仍属于班况(Panghkawn)部落的正式领地，佤族统治者每年依然收取他们100卢比的年贡(每年在帕冷Hpaljeng缴纳)。然而，英国殖民者的到来，却成了改变这种现状的触媒剂。佤人忿怒地反对这位多管闲事的不速之客，以及其潘泰“盟友”，而后者(潘泰人)则利用了佤人的敌意，去摆脱了班况王的统属，并以斯考特氏1900年所描述的“边境上最富足的部落，事实上比整个掸邦任何部落都要富足”为其标识，逐渐使自己成为了该地区事实上的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