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其他地区潮商的发展

一、新、马、印尼潮商的发展

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战后的潮商也得到复兴与发展，成为当地经济的重要力量。二战后，新加坡与汕头、香港、泰国的贸易一度复兴，“和平后第一次农历年关，港汕第一次杂货到星，争购一空，据云第一次来货的商号，得三百巴仙之利润”。新加坡潮人的传统行业如米业、土产业、布业、瓷器业也曾一度复兴，战后的泰米仍然占了新加坡大米市场，有蓝伟烈、洪开榜、张泗川与周镇豪以及陈黉利家族成员等著名潮人米商。随着战后贸易形势的改变，潮商重新整合力量，力图重振传统贸易的雄风，如原酱园公局、金果行公局、香汕郊公司的商人联合组织新加坡酱园金果香汕三郊联合会，简称三郊联合会，成为经营中国土产粮油食品等同业组织。1950年间，三郊联合会为了方便会员营业，动用川行星汕航线各轮所交的回佣以及会员所交的各项费与捐款，建成三郊市场，1958年又组织新加坡华人食品入口商有限公司，服务同业商人，以促进土产进出口业的发展。在汇兑业、京果业、五金业、建筑业与茶业等行业，潮州人也具有较雄厚的实力。

在战后新加坡工业化发展过程中，现代潮商也有所贡献。在树胶业，潮商有蔡钦耀的和汉胶厂有限公司、郭木松的大通有限公司与翁克德树胶厂等；在食品工业，潮商有林绍奎与刘绍明的光裕盛有限公司，生产花生油与其他食油，其产品畅销于新马各地，还有黄传杰的福绵兴油厂和陈金炎的合发食品工业私人有限公司；在塑胶业，有郑炳林的大通行塑胶工业私人有限公司、杨训初的绿洲塑胶工业私人有限公司、张衍德的宝乐塑胶制造厂有限公司与郑汉展的任拿塑胶有限公司等；在制衣业，有陈玉璧的星加坡制衣厂有限公司、吴受璋的咸宜制衣厂与曾昭义的荣兴制衣厂等。

在金融业，四海通银行根据新加坡经济发展以及金融市场发展的需要，于1971年成立附属机构“四海通金融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着重发展建筑业、汽车业以及分期贷款业务，吸收存户的定期存款。战后新加坡潮商巨子连瀛洲也是在金融业发展成功，连瀛洲少年时代来到新加坡，后来开设华兴有限公司，专营出入口杂货以及兼营代理船务，并在马来西亚各大埠均设有分公司。抗战期间，他回到重庆，与侨商领袖组织华侨联合银行，被推为董事长，从此开始进入金融业。战后他返回新加坡，于1949年与老友合作开办华联银行，注册资本1，000万元，连瀛洲为董事经理。因战后新加坡经济发展对资金的迫切需求，华联银行业务蒸蒸日上，赚取了丰厚的利润，华联银行也大举扩张，在马来西亚、香港、东京与伦敦等地增设分行，在海内外的分行及办事处共80余家。同时，随着战后新加坡经济的起飞，华联银行集团也挟资扩张至其它行业，成为以商业银行业务为中心、兼营多个工商业领域的华联银行集团，集团属下的子公司超过30家，联号公司则不下40家，除了商业银行外，其它业务包括证券银行、工商财务、金融公司、租赁、黄金与金融期货、股票经纪、投资、投资管理、房地产、房地产管理、管理服务、托管及委托服务普通及人寿保险、旅馆及餐馆管理、电脑服务、广告以及贸易等等。1971年文华酒店的开业成为华联集团多元化经营成功一个重要的里程碑。1988年楼高280公尺的华联银行中心大厦开张，标志着华联银行集团已经跃升为世界级的财团。连瀛洲的个人资产估计至少超过3亿美元，为新加坡的十大亿万富豪之一。

在马来西亚，有方木山、刘玉波、张泗清、钟延森、郑鸿标等的著名潮商；在印度尼西亚，有彭云鹏等著名潮商。他们资本雄厚，公司集团规模宏大。马来西亚潮商刘玉波开始经营木材业，1963年申请土地种植树胶，1966年收购可可园，事业迅速扩展，他的业务遍及制造业、车辆销售、建筑业、商业及旅游业。有“大马钢王”之称的钟延森是在19岁时加入父亲钟水发的大马公司，1978年开始接管大马业务，他以五金制造业起家，其金狮集团业务覆盖钢铁、食品、地产、金融、旅游、种植业等领域，旗下公司广布于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香港、中国大陆、澳大利亚等地；到90年代初，钟延森已经在大马控制八家上市公司，总市值14．29亿美元。郑鸿标于1966年设立了大众银行，已成为大马第三大银行，拥有135家分行，资本广布于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大陆、香港、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还控制了“大众金融”等上市公司。印度尼西的彭云鹏于1977年创立马里多太平洋木材有限公司，起初只是一个资本不大、单纯经营木材的小公司，他重视人才，注重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从创业开始，每一个发展阶段，每一重大工程，都事先招募、培训、准备好一套人马，企业集团拥有较高素质的管理阶层和职工队伍，为企业长期稳定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以稳健经营获得较快发展，他。进入80年代中期，彭云鹏已经成为印度尼西亚的“林业大王”，他所建立的马里多太平洋集团已成为印度尼西亚30家最大的华人企业集团之一，业务遍及伐木、胶合板、造林等森林工业及金融业、旅游业、酒店业、石油化学工业等行业。

二、在欧美澳发展的潮商

潮州海外移民主要集中于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及香港地区，现代潮商也主要集中于香港、泰国及东南亚其它国家。直到60年代印度支那战争爆发以后，大批侨居印支三国的潮人与潮商辗转移民欧洲等地，在欧洲、澳州以及北美等高度发达的商业社会，潮商从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也取得令欧洲商界瞩目的成绩。

如法国潮商潘洪江。潘洪江出生于柬埔寨的一个潮州华侨家庭，他在金边创立友如公司，从事进出口贸易，又与法国商人合资创办“拿破仑酒王”，被誉为“金边酒王”。印支战乱期间，他被迫放弃在金边的产业，移居法国巴黎。他首先涉足于巴黎食品行业，创办一家销售中国食品为主的杂货店。1975年，他在巴黎五区开设友和有限公司，将业务扩大为经销中国食品、土特产及工艺品。1976年，潘洪江参加广交会，成为“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在法国的总代理，向法国社会推介中国食品。法国是一个讲究美食的国家，饮食文化十分发达，但长期缺乏中国食品，潘洪江的中国食品经营获得极大成功，在潘洪江的大力推介下，法国社会兴起中国食品热，中国食品开始走人法国家庭，中国的香醋、壕油、辣椒酱、芝麻香油被法国人广泛用作调味品，而荔枝、龙眼、杨梅、荸荠、金橘深受法国美食家喜爱，贵州茅台酒、塔牌绍兴酒、象山牌荔枝、水仙牌龙眼、白鸽牌龙蜈片、金梅牌肉松也在法国多次获奖。潘洪江迅速拓展业务，1986年，他在巴黎华人集中居住的十三区创办华丰国货公司，经营中国食品达800余种；1987年，他创办规模宏大的中国商业大楼，经营中国食品、中国服装、家庭日用品、电器及中国餐馆。他又投资中国，在北京、上海等地设立友和服装厂与巴黎兰西化妆品公司，生产与推销法国新式时装及著名化妆品。

与此同时，在6070年代以后，随着香港及东南亚潮商国际化发展，实际上就已经出现了潮商前往欧美发展的趋向，不仅有潮商巨子在欧美设立分公司、分行发展，而且一些有欧美及澳洲教育背景的潮商子女，也选择在欧美发展，如潮商卢楚高在泰国经营钟表珠福行，其子女在“美国纽约、洛杉机、德州三地创珠宝行，信誉卓著，营业鼎盛”，卢楚高也“近曾两度赴美巡视儿女辈营业，面授机宜”。而美、澳等国逐渐放宽工商移民的规定，在香港及东南亚华人中出现了商业移民与技术移民的热潮，其中也不乏潮商向北美、西欧、澳洲进行投资与经商，北美、西欧、澳洲的潮人逐渐增多。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印支三国出现排华恶浪。潮人是印支三国最大的华人方言群体之一，1975年柬埔寨、老挝、越南三国华侨华人分别为43万、6万、150万，其中潮人分别占华侨华人的77%、60%、37%，大约分别有33万、3．6万、50万，共约86万。数十万印支潮人难民逃离印支三国，其中大多数分布于北美、西欧、澳洲。19751990年，美国共收容印支难民95．7万人，其中华人占三四成，人数约在3040万之间，而华裔难民中又有四成是潮人。以此推算，则美国在这十多年中新增潮人1216万人。加拿大收容印支难民逾10万人，其中印支华裔有7万，估计潮人有23万人。法国与印支三国传统渊源甚深，柬埔寨、老挝的难民多涌向法国，法国收容难民较多，据《1990年法国统计》，到1990年，法国共有柬、老、越籍移民18．8万人，其中柬埔寨难民为6．66万、老挝难民主4．95万、越南难民7．22万，而其中的7080%以上为华侨华人。估计其中的潮人难民大约有8．6万人。法国潮人通常也称有8万同乡。比利时的华人从60年代的数百人骤增至1988年的万余人，也应该是印支三国难民的涌入，其中有许多当为潮州人，当地的潮州话与广州话一样，几乎成为华人社会通用的方言。英国、德国、荷兰等国家也收容了数万印支难民，亦有不少为潮人。至此，由于印支难民的涌出入，在80年代以后，欧美等地已经形成了潮人群体，他们在欧美也逐渐开创了一片新天地，出现了一些成功的商人。

如原老挝潮商陈克威兄弟于1975年逃难来到法国谋求发展，他们从十余万人的亚洲移民消费市场人手，创立“陈氏兄弟公司”，专营亚洲货进口业务。陈克威兄弟努力开拓亚洲移民消费市场，香米头就是其杰作。大米是大多数亚裔移民的主食，但从泰国等地进口的圆粒和长粒大米关税重、价格高，超过一般亚洲移民的承受能力，于是陈克威从泰国进口一种颗粒破碎的大米，称之为香米头，虽然这种大米颗粒不完整，但米质并不差，而且关税低，价格便宜，深受亚洲移民欢迎，陈克威兄弟向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的亚洲移民市场推销香米头，取得巨大成功。陈克威兄弟公司又由亚洲货批发业扩展到零售业。1985年，面积达2，000平方米的陈氏兄弟公司百货商场正式开张营业，这是巴黎第一家专营亚洲产品的超级市场。陈克威兄弟公司营业额以近30％的年增长率高速增长，1991年公司营业额超过7亿法郎，在法国进口及批发业中排名第112位，被公认为法国、乃至欧洲最大的华人企业，陈克威本人也成为高规格的法中委员会会员。陈克威兄弟的家族企业也走向国际化发展道路，除了巴黎陈氏百货商场，在泰国有陈克齐的“世界出入口有限公司”，在香港有陈克群的“昆仲和有限公司”，在澳大利亚悉尼有“陈氏兄弟贸易公司”，在美国洛杉矶有“联亚食品有限公司”，分别经营欧洲、东南亚、中国大陆与港台、澳洲、美国的食品及生活用品，形成了国际化商业网。

80年代以后，印支潮人在西欧、北美、澳洲等地白手起家，在短短的时间内迅速崛起，不仅展现了潮人艰苦卓绝的创业精神，同时也充分展示了潮人无与伦比的商业智慧。他们充分利用与东南亚、中国的深厚渊源关系的优势，在其所居国与东南亚、中国等国之间穿梭贸易，获利甚丰。又以所居国与东南亚、中国等国贸易为基础，扩张及商业、食品工业、制衣业、餐馆业等领域，从中迅速崛起一批潮商。在美国南加洲，有3万潮人，他们的经营领域遍及小商业、进出口贸易行、食品公司、房地产等；在纽约，潮人也有万余人，其经济以餐馆业、制衣业最著，也有经营银行、地产、商业等的潮商。美国潮人还组织“潮州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集中投资经营，进一步增强了美国潮商的实力。法国的潮商经济成就尤其令人振奋，不仅有像陈克威兄弟那样的成功潮商，而且兴起了一批潮人中小商人，从事的行业包括餐馆、理发、珠宝、出版印刷、医药、计算机等行业。在短短十余年内，以潮人为主的印支华人将原来处于偏僻郊野的巴黎十三区建成繁华社区，巴黎十三区区长说，由于中国城的出现，巴黎已成为欧洲的亚洲商业第一金镇，成为法国与中国、东南亚国家间进行文化与经济交流的纽带。1993年，法国华裔互助会还联手组成投资集团，在汕头投资建厂。在澳洲，潮商经济也出现蓬勃发展之势，如澳洲潮商陈锡恩已经连续多年荣登澳大利亚200富豪榜，其家族公司多达20多个，涉及到成衣业、纺织品业、超级市场、进出出口业务及房地产业，年营业额超过2亿澳元。

二、独立亦善合群的人格

潮州商人的群体文化一直受到世人的注意，如他们的会馆同乡同业组织，他们在商业活动中的互相提携与互相援助，令世人印象深刻，《潮海关1882~1891年十年报告》中说：“在汕头，设有会馆或同业公会会所的省分只有广东和福建，而汕头在与之有贸易联系的其他省分却都设有会馆。……这种习俗制度似乎是本地人的地方特性的具体表现”。

世人在谈论近代潮商文化特征时，也往往仅仅注意到潮商会馆文化及其团体合群精神，甚至也引起某些人“乡土狭隘”的讥评。但是，工商业活动的成功主要靠人的主观能动与创造性，单凭偏狭的“抱成团”并不可能创造如此辉煌的潮商经济奇迹。主编过民国《大埔县志》的温廷敬另有一番见地，他在编纂完《大埔县志·旅外志》后曾感慨说：“吾编旅外志而确得吾埔人之特性焉，急公好义，能独立亦善合群。旷观世界，除日本人爱国性足与颉颃外，他无及者。此非余之夸言，试观漫游所至，多能自成团体；即未能自立，亦必能躬为提倡，联络结合邑外同群，互谋爱助，此诚我先代相积数百年之最良教育及最美之遗传性使然”。

“能独立亦善合群”，这是温廷敬在他对近代大埔商人多年研究基础上所下的结论，也较好地概括了近现代潮州商人群体精神的基本特性。

近现代潮商移居于异域他乡，面对着强大的外界压力与激烈的社会竞争，深知“非团结一致、力求进步则无以图存”（泰国潮商郑子彬语）。但其群体精神并非建立在农业社会的依附心理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工商业活动所需要的独立自尊精神特质基础。事实上，自尊自信、有强烈的独立精神，正是近代潮商的人格特征与重要特性，它从心理深层决定了近代潮商敬业奋斗、刻苦自励等行为文化特征。

与近代中西文化冲突现象相一致，近代中国商人也饱受文化冲突之苦，他们往往丧失内在的稳定独立人格。早期的近代商人难于摆脱传统士大夫文化的束缚，其心理结构具有矛盾差异性大、逆行退化可能性大的特点，以状元办厂气概兴办近代工业的张謇，晚年也不得不遁入佛门，反映出他那种空虚迷惘、矛盾丛生、痛苦不堪的心境；晚期的近代商人又一味迷恋西方文化，表现出依附性强、缺乏独立自主人格的心理结构特征，如上海十里洋场的商人洋化严重，缺乏追求独立发展的心理能量。而近代潮商的人格成长，却十分幸运地成为近代中国商人普遍文化现象中的一个例外。

近代潮商出身于破产农民、手工业者或破落士子，有更强烈的自我奋斗精神。他们与传统士大夫文化无缘，并没有多少士大夫情结。在传统家族文化心理嬗变的基础上，近代潮商又以自身的文化传统为基础结成团体，互爱互助，建立广泛的商业伙伴关系与独特的企业文化；从自身的商业成功中认识到自身文化传统的优势，建立起对自身文化传统的信心。正是建立在对自身文化传统与自身力量的信心基础上，近代湖商以独立自尊的人格力量追求独立发展。

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近现代潮商均以自尊自信的独立人格形象活跃于商界，诚如罗香林先生所说：“他们赋性至捍，不肯居于人下”，他们不肯长期依附他人，挺直腰杆做人与做事，“各有大志”（罗香林语），追求独立发展。他们往往从谋生一开始，就铢集寸累，准备日后的独立发展，“工人初入工厂，或学徒初抵店门，便蓄章节省银钱，冀能独立发展”。他们甚至宁愿放弃待遇较好的职员工作，而从艰苦的小商小贩做起，以便自己独立发展。如现代泰国潮商杨海泉，他早年因受其义父——法国东方汇理银行买办刘木通的赏识，被刘木通带进银行做事，应该有比较平坦的发展前程。但他认为，人生在世，要有壮志，不能一生在他人腋下生活终老。于是两年以后，当他有了一点点积蓄，便辞职另谋发展，独立做起街头小商贩生意，后来终于在艰苦倍尝的奋斗中成为现代著名潮商。

近代潮商独立自尊的心态恰好与上海十里洋场的商人心态形成鲜明对照。旧中国上海十里洋场的商人，大多以会洋泾滨外语、充买办、充洋行经理或管事、做高级职员为荣，甘于寄人篱下。流风所及，影响到整个上海人心态，正如余秋雨在其《上海人》一文中所说：

“缺少自主气魄，不敢让个体生命灿烂展现”，“即便是上海人中的佼佼者，最合适的岗位仍是某家跨国大企业的高级职员，而很难成为气吞山河的第一总裁。上海人的眼界远远超过闯劲，适应力远远超过开创力。有大家风度，却没有大将风范。有鸟瞰世界的视野，却没有纵横世界的气概”。

在西方商人垄断世界市场的情形下，近现代潮商并不盲目迷信外国工商文化，并不依附于外国商人，而是以独立自尊的平等姿态参与国际竞争。虽然近代早期潮商也有一些出身于洋行买办，但他们后来也大多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并且与外国商人展开竞争。他们具有自主的精神气概，善于学习外国先进工商业文明，敢于竞争。在西方及日本商人垄断东亚及东南亚航运的情形下，近代潮商能够占领汕香暹叻国际贸易，亦是潮商独立自主、善于学习、敢于竞争精神的成功。当年由于外国商人在曼谷开设机器作动力的磺米厂，潮商在泰国大米加工出口业的垄断地位岌岌可危，高楚香、陈黉利家族等率先引进外国先进机器，改进传统碾米设备，与外国商人展开竞争；终于击败外国竞争者，保持了潮商在泰国大米加工出口业的垄断地位。

近代潮商不依附于外国商人，但也乐于以平等姿态与外国商人合作，并且能够在合作中保持独立自主性，一方面严格控制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一方面充分利用外国商人的资本、设备与技术。如当年陈黉利家族与挪威轮船公司合作，代理挪威轮船公司船务，实际上陈黉利家族始终控制经营权，而挪威轮船公司仅仅以轮船、技术参与合作。通过采用外国先进的机器碾米、与外国轮船公司合作开拓中国至东南亚的航运，从而垄断了汕香暹叻国际贸易。

近现代潮商之所以有敬业奋斗、刻苦自励的精神，与其内在的自尊自信独立人格要求分不开。自尊自信的人格力量驱使近代潮商不以小富为安，不为一时挫折而气馁，顽强拼搏，积极进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著称于世。现代潮商更加突出其自尊自信人格形象，他们依然是一个刻苦耐劳、富有独立开拓精神的商人群体，他们能够站在世界经济大潮的前头，勇于开拓，率先将其经济推向股份化、大规模化、多元化、国际化，从而使潮商经济进入了一片新天地，赢得更大规模的发展。

近现代潮商自尊自信独立人格的文化基础当然不是西方的个人主义文化，而是中国传统家族文化基础上。在传统家族文化不断嬗变基础上，近现代潮商不断强调个人对家族的责任，追求独立自主的个性与能力，养成自尊自信的独立人格。

正是建立在家族文化嬗变的文化基础上，近现代潮商具有“能独立亦善合群”的特点。近代潮商的合群特性固然与移民环境以及工商业竞争有关，移民环境以及工商业竞争需要潮商团结，促使近代潮商以团体力量保护自己的利益。但是，真正在潮商团体力量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潮商，却是力量足够强大、无须潮商团体保护的大潮商，为什么他们热衷于团体活动呢?事实上，近代潮商的合群特性乃是由其深层心理动机所决定的，是其群体社会价值观的反映。

商人以趋利性为其特征，所谓“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在莎土比亚的笔下，商人的个人趋利性被描绘成一幅幅贪婪的嘴脸；在中国明清市井小说中，商人也是一群廉耻丧尽、疯狂逐利的饕餮之徒。但商人的趋利动机往往并非仅仅是个人动机，特别是随着工商业的大规模发展，商人趋利已经超越满足个人物质需要的阶段，商人趋利动机已经超越个人动机，在基督教文明那里，商人趋利动机已经成为上帝指引的一种“天职”(Calling)。而在以中国传统家族文化为基础的近代潮商那里，趋利动机就表现为个人动机与社会动机的结合，其趋利动机就包含着群体社会意识。近代潮商的趋利动机最初就具有某种社会意识，但往往仅仅是乡土家族意识与历史道德感。如早期近代潮商、大埔籍商人戴春荣在其手书“遗书”中写道：“天地之宝当与天下共之，分中应为之事，当视力之所及，勉而行，幸处富足之地而不善其用，借天地之财成一己之德，何其愚乃耳?”他自己回报乡族甚多，“丁未邑大饥．输粟数十万石为平粜”。

随着传统家族文化的理性嬗变，由乡土家族血缘封闭心理走向有差等的社会开放心理，近现代潮商不断扩展趋利动机的社会意义，更强调对乡土、对祖国、对国家、对社会的回报，更强调“取之社会，用之社会”，将趋利动机建立在个人与社会双重需要满足的基础之上，从而获得更统一、更圆满、更和谐、更有力的心理活力，以巨大的精神力量推动近代潮商经济的发展。

如近代泰国著名潮商郑子彬视社会贡献为人生价值之所在，他曾说：

“人生在世，不过数十寒暑，要求无负此生则必善用此生。人生价值，不在积聚多少财富，掌握多少权力，而在于对社会对人群能有所贡献。贡献愈多，影响愈深远，则人生价值愈大。若徒知积资财，自私享乐者，不过社会一蛀米虫耳”。读一下谢易初的《自传》吧，也许对近现代潮商心理会有更深的感触，谢易初在他的《自传》结尾深沉地写道：“余自16岁承担家计，即秉大公无私、忍让求全，涓涓归公，以牺牲小我，完成大我为职志，毕生辛劳，所创业务以对社会对人类有贡献而无愧!”

再以近现代潮商行为为例，如现代泰国潮商陈克修，他13岁随母来泰，“少有大志”，15岁就独自从泰南来到曼谷，“自谋发展”。他刻苦自励，他为人打工、当店员，但不忘学习与发展，自爱自强，常常利用晚上时间补习中泰文，后来当上了司账，也有了一些积蓄，可以过上小康生活了。但他不自满，不自足，以“大丈夫当奋志自立，岂能久居人下，庸庸碌碌，虚渡一生耶！”自励，自谋发展。经过多年拼搏多年，终于在建筑业取得成功，最终成为泰国建筑业的翘楚。但他并不以个人的财富成功而孤立自傲，他常常披览中华典籍，默察事理与人世变迁，他常常对人说：“吾人在世，穷则自洁其身，富则兼善天下”，于是“每逢亲朋戚友，新知旧交，有危困者，必济助之，有纠纷者，则排解之”。他以回报社会为己任，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他担任普宁同乡会理事长，组织访问全泰会员乡亲，历时二载，足迹遍及内地各府县，不计金钱时间的损失与健康的影响，与全泰普宁会员同乡建立了紧密联系，精神打成一片，大大促进了泰国普宁同乡的凝聚与公益事业。

近现代代潮商心理动机以中国传统的群体文化意识与历史感为基础，转化为对乡土、祖国、国家、社会的强烈责任，表现出强劲的社会群体意识。他们稍有成就之后，就亟亟于捐赠救济，举办社会公益事业，不忘向社会回报。

当然，近现代潮商的社会群体意识仍然是一种有差等的社会群体观。在近代潮商的社会群体观中，家族为其本位，同乡群体是其工商生活、社会生活乃至精神生活的重要群体。近代潮商以自己的社会奉献凝集潮商团体，结成有差等的社会群体结构，将奉献社会之“义”与潮商群体利益之“利”结合起来。所以，近代潮商热衷于捐建潮民社会的公益设施。1916年，泰国著名潮商郑智勇、高晖石、陈立梅登高一呼，即有潮商捐出30万铢建立培英学校。陈守明在“连任中华总商会二届主席(1932年10月至1936年10月)4年期间，建树最多，出钱最多，据说最少用了当时的泰币5万铢，完成中华中学和光华堂及主办华校联合运动会”。近现代潮商热衷于捐建潮人公益设施，所获得的不仅仅是某种实际利益，更主要是其社会动机的满足。

在现代潮商中，热心潮人公益事业、为潮人群体出钱出力的潮商比比皆是。如二战后的潮汕地区，出现了新的潮州移民涌入泰国的高潮，“国人南渡谋生者众，每艘泰轮乘客常在二千名以上”，因为泰国政府采取了限制华人移民，“入境手续繁多”，潮州移民“新客不胜其苦”，泰国著名潮商的金崇儒“对乡亲遭此困境，恻然于心”，他“采备茶水，供应膳食，尽量解决困难。更不辞艰辛，亲至码头，协助新侨办理入口手续，并奔走呼吁，为新侨请命”，在泰国潮商领袖的努力之下，“卒获泰国政府格外通融，新侨困难得以解决”。金崇儒“领袖群伦，任劳任怨，博得侨社好评，舆论赞美”。

如1973年泰国政府推行外侨身份登记，以此作为外侨执业的条件，而“一般外侨，因生活贫苦，未能每年履行继续缴纳随身证例费，所以有的积欠多年未缴”，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黄作明“有鉴未理缴费的贫苦华侨苦况，又以泰国中华商会名义，呈请泰国内政部请求通融，将罚款减存四百铢，经内政部审查后，决定减存六百铢，补缴后并声明既往不究”。在这次泰国外侨身份登记事件中，潮商显要人物纷纷出手相助，如张昭荣因为早年以宗亲关系跟随潮州会馆主席张兰臣处理会馆事务，“奠下丰富的社会经验和广阔的人缘基础”，“在泰国政界中，除认识显要人物外，若干政府机关或单位，都有广泛的人缘关系”。事件发生后，张昭荣“欣然接受报德堂郑午楼董事长的委托，为此事出面向有关当局请命奔走，几经周折疏通，终获当局网开一面，除前不究，通融众多贫苦侨胞，顺利完成合法登记手续，使我侨胞人人均有执业证可以谋生”。而现代海外潮商组织各公益化、慈善化方向的发展，正是建立在许多成功潮商的捐赠与奉献基础之上，也正是建立在潮商的群体精神基础之上。

人们常说，近代潮商既有趋利的商业精明，又不乏社会的“情义”。“义”与“利”在潮商的趋利动机中得到统一，因此产生近代潮商的合群特性。近代潮商的合群特性不仅表现在强大的潮商团体上，而且体现在其商业行为原则与企业文化上。在其商业行为与企业文化方面，也展现其社会群体价值观念，能够联商业竞争对手与企业为一合作团体。

近现代潮商并不将竞争看作商人生存与发展的不二法门，而认为在商业竞争中也存在商人共存关系，同业合作、和气生财也是商人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手段；特别是在与强大的外国商人竞争中，本国、本地区商人合作与力量联合尤其重要。所以，近现代潮商秉承中国传统文化中庸谦厚道德观，提倡同业、同帮商人的互利合作，提倡竞争有度的商业行为原则，郑子彬告诫子女说：“做人应学宽学厚，古人云：富贵家宜学厚，聪明人宜学宽。厚以载德，宽以容人，是修身之本”。

潮商最早的合作方式是一种叫“标会”的合作形式，它应该是来自乡土宗族社会。有学者说，“当今在泰国所习用的不少赌业词汇均系潮州方言，就连‘标会’这个词也出自潮州话”。但是，“标会”的最初含义应该就是一种互助融资方式，通过宗乡会等组织，一群人（大约1030个人）每人每月交纳一定的金额，每月标一次，标到的人可获得所有的金额，这就使得参加标会的人可以在不付抵押品的情况下得到一笔款项，而付的利息比钱庄银行要低。还有各种同乡组织以及同乡俱乐部等形式，也提供了联络感情、交换商业讯息的场所，倘若彼此具有共识，更可一投即合，合股经营企业，或合作承办项目，或开展商业贸易上的合作。

同帮同业商人互利合作、竞争有度已在近现代潮商中间形成共识。如据林金枝的《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广东卷）》介绍，近代汕头曾先后创办两家制冰厂，其中后起的汕头冰雪厂，由泰国潮商创办，由于资本雄厚，生产设备先进，成本低，产量高，比本地商人创办的大东冰霜厂具有更大的优势。两家竞争之下，汕头冰雪厂不断扩展市场，年年盈利，而大东冰霜厂则市场萎缩，濒临倒闭。但汕头冰雪厂的业主本着竞争有度的行为原则，主动与大东冰霜厂划分市场，让出一部分市场由大东冰霜厂发展。

近代潮商的同业公会、同帮会馆之多，冠乎全国各个商人群体，其中心就是讲求同业与同帮之间互利合作。如同业公会，它协调同业商人之间的关系，解决同业商人之间的纠纷，维护同业商人的共同利益，在激烈的同业竞争中强调同业合作，甚至直接组织同业商人合作，对于近代潮商经济的顺利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如汕头出口商的南效、暹效、酱园、果业等同业公所直接组织同业商人货品统载出洋轮船，降低了货品运输成本，保护了同业商人利益。可以这样说，同业公会及同帮会馆等潮商组织较好地限制了同业、同帮商人竞争的恶性发展，又有效地组织了同业、同帮商人合作，保护了近代潮商在激烈市场竞争中的生存与发展。近代潮商之所以极少陷入破产境地，与近代潮商所提倡的互利合作、竞争有度行为原则密切有关，与潮商同业公会及同帮会馆的保护作用分不开。

近现代潮商敢于竞争，又从传统文化中寻绎出竞争有度的商业行为原则，两者之间是不是构成近代潮商商业行为的矛盾性呢?如果仔细考察近现代潮商商业行为及其文化内涵，就可以发现近现代潮商的商业行为有其统一的价值观基础，这就是近现代潮商的社会群体价值观。从社会群体价值观出发，近现代潮商所说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乃是一种以团体力量参与的竞争精神；近现代潮商的竞争有度行为原则，又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同业、同帮商人群体内部的商业行为原则，崇尚商业竞争与竞争有度商业行为原则在近代潮商的社会群体价值观基础上得到统一。以社会群体价值观为基础，以合群的力量参与竞争，无论是近代潮商在汕香暹叻国际贸易上的成功合作，还是现代潮商在发展现代工商业方面的成功合作，都证明合群乃是近现代潮商在世界商战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

如近代泰国潮商巨子蚁光炎也曾发生缺乏流动资金的危机，陈黉利家族借贷5万铢，帮助他度过难关，赢得更大发展。在30年代初期，由于世界经济大萧条影响，香港潮商经济处于严重不景气状态，大量资金被滞销商品所套牢，整个商业活动缺乏资金启动。于是，香港潮州商会会长马泽民出面倡议集资创办潮商银行，以商会的组织力与凝聚力发动潮商，很快聚集一批资金，开办香港汕头商业银行，帮助潮商解决资金短缺问题，使香港潮商经济走出低谷。特别是在近代海内外的各大商埠，与外国商人等商人力量相比，潮商力量相对弱小，非合股联合不足以参与竞争，非发挥团体作用不足以图存，潮州同乡组织的凝聚商力作用弥足珍贵。可以看到，近现代海内外潮商团体性非常强，各地潮商普遍采取合股经营方式从事工商业活动，以扩大资本，增强竞争力，而同乡组织在其合股联合中发挥着重要的居间媒介作用。

在某种意义上，近代潮商的合群已经超越了地区与国界，东南亚和南中国的潮商精诚合作，建立了跨越东亚及东南亚的商业网络。如在新加坡，新加坡的潮商力量并不雄厚，但他们之所以能垄断近代新加坡的大米入口业、陶瓷器及香汕郊等业，一方面固然是得力于其精明的经营手法，但更多的是暹罗以及香港潮商的支持，近代新加坡的大米多来自暹罗，而暹罗大米几乎是由暹罗潮商所垄断，暹罗潮商乐于与新加坡潮商接洽与贸易，并予以出口与放帐等方面优惠的待遇，使潮人大米入口商的经营处于有利的地位。至于新加坡潮商垄断香汕郊与海屿郊等业，也是由于汕香暹叻的杂货土产及海产贸易也多由汕头及香港的潮商所控制，他们支持新加坡潮商成为当地的入口代理商和转口贸易商。而在现代的东南亚经济一体化以及东南亚国家、香港、中国大陆之间的合作，潮商的合群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现代的东南亚潮商与香港潮商之间有着深厚的合作关系，他们合作办企业，合资办公司，开展商贸合作，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

身处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潮商均能够精诚合作，不仅因为商业利益而合资办企业、合作承担项目、合作经营商业贸易，而且无论大事小事，都能提供无微不至的协助与帮助，其互助合作精神感人至深！如新加坡潮商连瀛洲抗战期间曾在重庆创办华侨联合银行，抗战胜利后，他决定先将华侨联合银行迁往上海，但因战后运输紧张，无法找到船位搬迁，潮州旅沪同乡会知道后，立即找到国营招商局经理的徐胡雨经理，请徐胡雨经理“赐函渝局，优先配给船位”，帮助新加坡潮商连瀛洲完成搬迁。

二战以后，随着汕一香一暹一叻国际贸易圈的断裂，潮州商人的传统商业贸易伙伴关系已经丧失，但是，在现代的香港及东南亚经济中，仍然可以看到潮州商人之间的密切联系以及潮商群体力量的存在，现代潮商仍然在商业贸易中存在着相互支持的紧密联系。当年刘銮雄向嘉道理家族的大酒店发起收购战，就有另一潮籍财阀林百欣也购入大酒店10％股权，似乎是联手向嘉道理家族发起挑战。李嘉诚与香港《信报》老板林山木的同乡关系使他们有较密切的业务往来关系，李嘉诚旗下公司广告多照顾《信报》，而《信报》也是租用李嘉诚的北角工业大厦四楼作为社址，1979年李嘉诚收购和记黄埔后，急召林山木谈话，由《信报》全文刊出李嘉诚专访记，引起轰动。

最明显的例子是詹培忠的崛起，詹培忠原在柬埔寨经商，1968年以后来香港求发展，因为其父参股永利证券公司，詹培忠首先在永利证券公司做市务员。1973年香港股市大崩溃，詹培忠一度消沉，想往越南发展。后来，宝光集团老板黄创保主动相助，出资支持詹培忠成立证券公司，以5000万港元买下经纪执照，取名盈忠证券。70年代末期，香港股市又趋蓬勃，詹培忠帮助黄创保以高价将宝光集团属下的美汉公司出售给佳宁集团，美汉公司每股仅有3．5元资产值，而以每股6元高价卖给佳宁集团，黄创保从中赚了一大笔，于是干脆将盈忠经纪执照送给詹培忠，詹培忠开始拥有一家证券公司，独立驰骋于香港股市，有“金牌庄家”的声誉，越来越多的挂牌上市公司请詹培忠做庄家，詹培忠在短短三年内就晋身于香港亿万富豪之列。

在近现代潮商的企业文化中，社会群体价值观也融入其中，表现为近现代潮商善于合群的特性。近代早期的海外潮商企业中，大多实行一种拢帮制度。近代潮州人移民东南亚，他们人地生疏、语言不通，大多投靠海外同乡宗党，寄宿在同乡宗党老板的公司或店铺里，虽然他们可以免费食宿，但必须帮助老板料理业务，不少人成为同乡宗党老板的店员或员工。因而近代潮商企业的劳资关系，大多建立在同乡同族关系基础之上，传统的乡土家族群体意识成为企业凝聚的纽带。

以社会群体意识为基础，近代潮商合企业为一有凝聚力的团体。近代潮商强调企业老板的家长风范，老板不仅要全面负责企业生产经营效益，而且要如家长对待子弟那样，关心员工的生活；而员工也必须如同子弟顺从家长一样，服从企业老板。潮商企业如同大家庭，很少发生随意罢斥员工的事情，员工能够分享企业发展所带来的利益，员工服从老板，甚至在企业发生困难时，雇主老板改变经营方针、降低员工薪水待遇，员工也表现出同舟共济的精神，发奋图强，共同适应环境，开创未来。

在二战以前，陈黉利家族一直奉行家长式管理，以传统家族群体文化建立企业内部秩序。从陈慈黉、陈立梅到陈守明，均由家族主持人一人定夺整个家族企业的生产经营，无论高层、或是下层职员、乃至一般员工均要求绝对服从他们的决策与调遣，但他们又对企业员工提供种种福利，使员工感受企业如同家庭般温暖。如企业的高层经营管理人员，平时享受高薪，而且根据企业经营状况，年终又有数量可观的花红，家中发生红白事，老板均有慷慨的赠款、以及热情的祝贺与亲切的慰问。下层员工可以免费住进企业提供的宿舍，员工的亲人来探亲或来曼谷看病，也可以免费住进员工宿舍；员工平时家中缺粮，可到企业免费取米煮食；员工回国探亲，往返可以免费搭乘公司轮船。因而陈黉利家族企业富有凝聚力，员工能够安于职守，整个企业具有高度的组织性与灵活性，具有较强的竞争能力。

尽管近代潮商以乡土家族认同为核心的合群特性有其局限性，但它毕竟产生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基础上，能够适应近代世界商战的需要，有力地促进了近代潮商经济发展。同时，随着潮商家族文化心理的不断嬗变，其社会群体观也不断突破血缘与地缘的界限，扩展为祖国认同、国家认同与更广泛的社会认同。可以肯定，潮商共存共荣的群体核心价值观念具有永恒的价值，必将永存并不断光大，潮商的合群特性必将创造更加灿烂的企业文化与商业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