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县乡基层政坛,政治资源稀缺,竞争十分激烈。对湖南湘潭原副县长徐韬等人轻易得到的“火箭式提拔”,一般干部是想都不敢想。(徐骏/图)
“在县级干部序列中,提拔为副科级以后,干部档案就会从人劳局移到组织部,成为组织部管理的干部。”
“提拔干部总体上是平衡基础上的倾斜,比如这次组织部门出几个,宣传部门、纪检出几个,要差不多,不能老是你这里出。”
一夜之间,28岁的徐韬从副县长变身为“科长”。5月7日,湖南湘潭市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免去“火箭提拔”的徐韬湘潭县人民政府副县长职务,按科级职务安排相应工作。
2013年春天,徐韬以“85后副县长边读书边升官”的身份,在网络上走红。之后,他五年七次换岗的工作履历遭到广泛质疑:工作10个月就被提拔为副科级干部,担任正科职务一年半就晋升副处级,这些升迁是否与其工作能力匹配?
在中国特色的升迁机制中,干部的晋升,涉及到能力、关系、领导推荐、机遇、资历和群众基础等多种因素。一个干部得到提拔,往往是“合力”的结果。一位甘肃贫困县教育局副局长说:“干部提拔60%要看人际关系,40%要看工作成绩”。
具体到中国县乡基层政坛,由于政治资源极度稀缺,政治竞争往往更为激烈。事实上,徐韬等人能够轻易获得的“火箭式提拔”,一般干部是想都不敢想。一名基层干部从普通科员晋升到副科长、科长,再一跃跨进县级领导序列,需要经过哪些关口,到底有多艰难?
副科级以上才算领导
36岁的李伟民已经在副科级别上晃悠11年了。1996年,李伟民中专毕业,赶上了最后一批中专毕业生分配。当时家里没钱也不认识什么人,他被分配到了老家所在县的一个偏远乡里,成为乡政府办公室一名办事员。一年后,李伟民升为科员。
1999年,李伟民想回县城,当时他的姐夫和县劳动局局长正好有业务往来,就托局长把李伟民调到了劳动局,“有没有送礼不太清楚,姐夫是刚刚转制的一个厂的一把手”。
2002年县里大换届,李伟民想“进步”。在官场摸爬滚打了六年之后,他已经比较成熟,一方面努力工作,另一方面通过各种途径为自己找到了两位“伯乐”。
一位是他在工作期间认识的县委组织部长。有时候部长办公室没外人,他就进去跟领导聊两句。同时,他也在工作中认识了县委副书记,并得到了他的认可。经过种种努力,李伟民成功地当上了副乡长,级别也提高到副科级。
提拔为副科级有两种形式。李伟民是“组织推荐”。“比如乡镇书记就有权力把办公室主任推举为副科,然后通过组织选举正式将他提拔为副科领导。”安徽一位乡镇干部郑淼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党政办公室是乡镇最接近副科的部门,“一个人要是调到这个部门,大家都有默契,知道组织看重他”。
此外,基层干部还可以通过考试达到副科级。“只要有两年工作经验,最多加个党员身份,这是最快的方式。”郑淼说。严格意义上讲,这种考试叫“遴选”,其中包括笔试即公文写作,大约占整个成绩的30%;面试占40%;另外30%是“单位考察”,也就是群众意见,包括领导和同事对候选人的评价。
2012年,郑淼的一个朋友就通过“遴选”考上邻县一个乡镇党委委员,27岁就成为了副科级。郑淼所在县最年轻的正科26岁的县团委书记,当年也是工作两年后就考上了团县委副书记,两年后她又被提拔为正书记,从此走上了仕途快车道。
在县级干部序列中,副科级意义重大:提拔为副科级后,干部档案就会从人劳局移到组织部,成为组织部管理的干部。在民间话语体系中,副科以下庞大的股级干部至多算是中层,只有副科级以上才能被称为“领导干部”。
“隐形台阶”
在成为“领导干部”的关键一步上,李伟民认为:“肯定是领导起重要作用,因为定人之前要开书记碰头会,县委书记、县长、纪委书记等参加。之后开常委会,组织部长才参加。”
县里提拔干部的流程是,先由县委组织部提名,相关部门再配合组织部去单位进行考察。“进行完民主推荐、民主测评后,会有个排名,排在前面的人才能进入县委书记碰头会。在书记碰头会上,如果大部分书记都同意提拔这个人,他的程序对,口碑也不错,人选就定了。”
山西一位县政协副主席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书记碰头会上,干部必须定下来,不能再变动了,然后再开常委会。”
曾在河南当过副县长的刘景龙,看过县常委会讨论干部的记录,“组织部长把人选一念,大家举一下手就通过了”。一位县委书记曾经告诉刘景龙,“如果到常委会讨论时还有人提出意见,就说明事先没做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