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网（记者葛霖 报道）59岁的济南市民杨建国离开所在工厂已二十三年有余，依靠低保生存的他却很少为自己的境况感到担忧。他自诩哲学家，没有文凭的政治学者，济南英雄山下民间讲坛重要的意见领袖，每逢周末，都有大批听众愿意在闲暇时光关注他与不确定对象的辩论，人们喜欢称其为“杨克思”。作为各派观点碰撞的言论场，这里没有在“唱红”中走向极左的激进，亦不曾在普世价值的风潮中沉沦，不同经历不同立场的市民在这里交换真知灼见，以他们认为成本最优的方式见证着中国的进步与改革。

　　“看病不花钱，住房子不花钱，上学不花钱，这样的社会还要货币干什么？”发言者大声说完，用犀利而近乎偏执的目光扫视着周身听众，有人微微颔首，有人会心一笑，而更多人则选择了沉默。半晌，一位耄耋老人折叠好马扎走近发言者，歪头道：“没有货币，你靠什么领低保？”围观者爆发出一阵哄笑，老人转身离开了人群。

　　受到奚落的杨建国并不尴尬，在英雄山下的这些年，诸如此类的诘问不在少数，“这都是一个政治家应该承受的”，老杨的目光望向远处，在广场的正门口，1989年9月落成的塑像光彩依旧——战士高举武器跨在跃起前蹄的战马上，似乎在宣誓着某种权威。

　　12月22日，雪后的济南一切照旧，英雄山下聚满了周末休闲的市民，杨建国的听众以及辩友不畏严寒如约而至，在这个被民间称作“民主广场”的地方，有关社会方方面面的观点在寒风中激烈的碰撞着。

　　英雄山与“杨克思”

　　正如大多数人无法道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区别那样，英雄山在几代济南市民心中的意义不尽相同。1968年，时任山东省革委会主任的王效禹推进并完成了英雄山革命烈士陵园的修建工作，此后，这个距离山东省委仅一公里之遥的丘陵成了几代人缅怀中共内战阵亡将士的朝圣之地，而南麓的干部骨灰堂则演进为政治身份的象征——如北京的八宝山那样。

　　1999年，济南市工业展览馆由于地块出让被迫拆除，济南市最大的毛泽东单体雕塑被移至英雄山景区，许多居住在城北老工业区的下岗工人开始在这里聚集。是时，手持语录胸佩像章的中年人随处可见。

　　早在1989年，杨建国就主动辞职离开了供职多年的国营济南无线电三厂。他声称自己所在的工厂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已经走入绝境——“我们造的‘泉城牌’半导体收音机质量过硬，成本三十九卖四十四还没有赚头，可是南方小厂加工的伪劣产品只卖十五”，提及过往，老杨仍耿耿于怀，在杨建国辞职后不到半年，他所供职的单位寿终正寝，在一片唏嘘中关张倒闭了。

　　如今，英雄山的政治象征意义已经稀释不少，在经历了交谊舞、迪斯科、太极球以及各派气功各领风骚的年月后，周边公共活动区可供参与的项目种类繁多，尤以各色合唱团为甚，由平均年龄超过50岁的中老年人组成的歌队，时而高唱“走进新时代”，时而演绎“我们走在大路上”，在指挥夸张动作的引领下，合唱队员们激情澎湃，如沐春风。

　　杨建国离开工厂后的最初十年，一直靠做夜班门卫维持生计，“每月大约四五十元，但日子过得很充实”，杨建国将绝大多数精力倾注在了他所言的哲学政治学“研究”上，他在山东省图书馆的阅览室渡过了人生中相当比重的时光。每当他有所感悟与心得，总希求有人关注。事实上，早在杨离开工厂前后，他就已经对此乐此不疲——“辩论能够展示出一个人的哲学思辨能力，而且能够让更多人了解我的观点和想法”，杨试图与所有与他生活有关的人进行辩论——“他就是认死理，凡事都要说个明白，但他说的那一套一般人也听不出个一二三来”一位与杨过从甚密的辩友如是说。

　　在很多人眼中，杨是个不折不扣的失败者和怪物。

　　“用辩证法指导谈恋爱”

　　绝大多数时候，“民主广场”的主角正是这个看起来略显沧桑不修边幅的老头，很多人慕名而来，试图与其一较高下，杨建国从不示弱。只要有人挑战他的观点与信条，杨总能拿出百分之百的耐心与之周旋，他时常将“懂不懂”之类的发问挂在嘴边，一旦对方迟疑，他便如获至宝，乘胜追击。然而，这只不过是整场“公开私人聚会”的一个小桥段，每当杨建国向听众们滔滔不绝的阐述他的宏伟蓝图时，总会有人拿杨的私生活开涮。

　　“那我要问问你老杨，你说的那么好，怎么连个媳妇到现在都没找上呢？”

　　“是不是公有制了，国家给每个人都发低保啊？”

　　凡此种种，皆出自观点相左的辩友之口，有些“为反对而反对”的言辞，其发出者仅仅是为了表明自己的高明，杨在他们当中显得游刃有余，作为一个熟读马列著作与毛选的人，杨的表达与思维方式无一例外留下了深深的时代烙印。

　　围观的人群中，亦有不少人在做着其它努力，比如做彩色宣传品，其中一份这样写道：

　　——当时（文革时期）全国没有任何企业倒闭，没有一年农业减产，没有金融危机，没有通货膨胀，没有产品卖不出去，没有工人下岗失业或发不出工资，经济总量年均增长6.8以上，世界上哪有这样的“濒临崩溃”，所谓“长期发展缓慢”究竟有何根据？”

　　——过去有一百个素馅的包子，有二百个人吃，每个人多少能分半个，虽然吃不饱，但是想想大家都吃不饱也就踏实了；现在有了二百个肉馅的包子，既得利益者只有十个人却拿走了一百个，剩下的一百九十个人吃二百个肉包子，虽然是肉包子，但是我们心里不舒服。

　　别人发言时，杨不时喝几口用矿泉水瓶带的自来水，他将每天的英雄山之行称为“上班”，三年前，杨位于英雄山附近的居所动迁，凭借公有制时代分配的一间“婚房”，杨在距离英雄山二十公里外的地方置换了一套面积约为七十平米的两居室。

　　至今孑然一身的杨建国已习惯了单身生活，他的住所略显凌乱，每日作息亦与常人迥异，年近六旬的他始终处于一种无名的亢奋中，他知道网络，经常在博客发表文章，博客开通已近四年，却只有三十一名关注者。“互联网太浮躁，很多年轻人喜欢张宏良那种情绪化的表达，但他们不懂辩证法分析”，杨建国如是说。

　　“我会用辩证法指导谈恋爱”，当笔者追问如何实践时，杨说，他的一位朋友曾经在他的分析与指导下与心仪女子喜结连理。

　　“那些见不得光的人”

　　2004年春季，英雄山正门胜利雕塑周边区域（即所谓“民主广场”所在地）清理了摆摊经营的流动商贩，一片开阔的新地为大规模观点交锋提供了条件，作为一个开放的公共场所，不同参与者的观点往往天壤之别，由是免不了口角、谩骂，甚至肢体冲突。

　　“是我们建立了理性讨论的秩序”，22日下午，笔者在广场见到了辩论者口中那些“见不得光的人”，他们同样出没在上午的聚会，三五个人在群情激奋的辩论围观者旁窃窃私语，却从不介入杨以及相近观点参与者的讨论。

　　“我对他们更多的是同情”，山东财经大学退休教师吴鸣（化名）对笔者说，吴与杨建国私下里偶尔交流，但从不涉及双方坚持的核心价值观，“有一些问题根本就没有讨论的必要”，虽然吴同样喜欢论坛的样式和氛围，但他对圈内话题质量感到担忧，“他们说不过你的时候，就骂你是修正主义那一套，这样一来，谁反对的声音大，调门高就成了所谓的意见领袖，这跟文革里的造反派是没有什么两样的”。

　　然而，在杨建国看来，不参与交锋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的高明与可靠，反倒是他们缺乏勇气和智慧的表现，“曾经一些高等院校的老师组织过学生来做社会学调查，有的学生觉得水平还不错，但都被我驳的体无完肤”，杨不无得意的说道，“现在的很多教授只是由着自己的性子对社会做情绪化的判断，但他们谁也没有能力设计出一个合理的规划”，杨建国将种种乱象归结于全社会过度消费所带来副作用，“政府最渴望的是不断扩张的内需，太多数人对政治漠不关心，他们只关注自己的收入”。

　　部分驻济高校学生同样关注英雄山民间论坛，很多人希冀在这里找到相对理性和中肯的声音，然而那些“见不得光的人”却很少愿意与他们分享观点，“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些正在享受着社会保障的失意者会对旧时代抱有如此强烈的好感”，济南大学大二学生小陈（化名）在远离辩论人群的地方对笔者说，“我不会参与他们的辩论，只是将他们的言论和动机作为我观察社会的一个样本”，在他看来，不能客观认识社会变革同个体命运间的联系是英雄山论坛很多参与者的通病——“他们的观点往往由自身境遇出发，跳不出局限”。

　　在政治热衷者激辩正酣的不远处，另一群市民对各派话题均无动于衷，“这里更像是一个发泄的出口”，一位在广场西侧打牌的中年人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里的舆论氛围似乎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缓解，在笔者采访的过程中，并没有见到传说中的监控者，“现在上面对这里的态度转变了”，一位学者模样“见不得光的人”称，“我们能在这里讲话，是地方官员治理观念的进步”。

　　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尊严背影

　　简单的炊具、没有任何纺织物覆盖的沙发和床、液晶电视、低配置计算机、一九七零年代的出版物以及低保证，这几乎是杨建国家里可见的所有事物。与简陋的陈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杨建国的所有座椅都十分讲究，“我的绝大多数时间都在写作和阅读”，由此来看，舒适的座椅的确比卧具更为重要。

　　杨建国案头上的一本马克思著作被翻到了“家庭”一章，杨建国在家中行二，另有一姐和两位胞弟，“我是我们家的倒霉蛋儿，几乎所有不顺的事儿都摊上了”，五十九岁的杨建国声称多年之前就中断了与多数家庭成员的来往，“他们不理解我的一些作为，我也懒得解释”，在1989年离开工作单位后，杨的家人多次试图为他安排新的工作并寻找一个合适的伴侣，但杨拒绝了他们的好意，“我不愿在私营企业做事，在那些老板手底下打工，他们就是放屁我都得说是香的”，杨最终选择了收入微薄的夜班看门岗位，“至少这样清净，也不用看别人脸色”。

　　杨建国称济南市约有15万人与他一样凭借低保生活，“钱少了不一定过得就不好”，在亲属的帮助下，杨建国完成了对安置房的基本布置，一台42英寸的液晶电视被连接在电脑上，播放着都市爱情题材的电视剧，但杨建国声称他接触网络并不只是出于娱乐的考虑，在他观看的影视剧中，很多台词以及剧情设置让他感到反感，“有钱就是好的，就可以为所欲为，这样的社会心理十分病态”，他怀念过去的电影明星以及他们的作品，认为其中没有弥漫着的物欲。

　　杨建国声称自己曾拥有过很多梦想，但无一与物质有关，在他笃信的社会构想日渐式微的三十年中，他依旧把旧体制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在他看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理想地读解社会是其作为一名政治参与者应当恪守的底限，无论舆论导向如何变化，杨建国的尊严获得方式似乎一直处于“过去式”：“我可以给厂长写大字报，他是害怕工人的”，在采访中，杨建国多次重复这一细节，这是他珍视的过去。

　　“老杨放弃了太多他本有机会争取的东西，他所追求的一切现在看起来都落寞了”，山东财经大学退休教师吴鸣（化名）这样对记者说。

　　1969年，16岁的杨建国毕业于济南市五十中学，“我认为那个时代的尊严就是最好的尊严，人人平等”，杨建国称他在少年时代就十分迷恋与他人交锋的快感，在此后的几十年中，他开始不停放大这一快感带给自身的刺激，远离了常人所公认的成长轨迹以及人生历程，“我丝毫不感到后悔，因为我相信我的研究一定有价值”，杨斩钉截铁的说，他可以坦然面对攻讦、诋毁、嘲笑甚至辱骂，“因为我有自己的理想”，每日声嘶力竭的表达让他的声音有些沙哑，可他从不吝惜自己的言辞。杨不是所在辖区的选民，亦不是党员，更非一呼百应的公共人物，然而，这种旁观式的“参与”却给了他不竭的动力以及源源不断的热情。

　　“在中国，参与政治是一件高级而略带神秘感的事情”，吴鸣（化名）说，“太多人因为这种神秘而被吸引，在求取而不得之后，渐渐选择了放弃，不过杨建国例外”。刚刚支取了低保金的杨建国看起来心情不错，他称自己近期关注的热点是通胀以及中日开战的可能。在最近的两个月里，杨建国没有更新自己的博客，他称自己正在某网络论坛与其它派别意见领袖进行着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

　　傍晚，杨建国的姐姐打来电话，邀他第二天来家中吃饺子过冬至，“我考虑考虑”，杨建国憨笑着答道，电话彼端顿时传来了姐姐的嗔怪和近乎命令的呵斥，“哲学上不是讲究一个灵活性么……”杨建国讪笑着解释自己刚才的回复，并最终接受了邀请。

　　这或许就是一个花甲老人在尊严求索之外可贵的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