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虎成,曾名姜虎城，网名虎尘。1963年生，武汉人，本科（学士）高级政工师，社科会员，作协会员。在各大报刊发文数百万字。出版诗集《再回首》，《勿忘我》；散文集《风中的玫瑰》；短篇小说集《破碎的灵魂》；评论集《用词语审判你》；内参集（秘密集）《黑暗中的荧光》。

    十八大之后的反腐浪潮来势凶猛，各地反腐提速。尤其"网络反腐"频频使官员落马，重庆雷政富、黑龙江孙德江、山东单增德等等一长串的名单上，都是因为网络曝光被立案调查或被免职的公职人员。

    多地官员陆续落马　　

    10月25日，广东省纪委有关负责人证实，广东省财政厅原副厅长危金峰因严重违纪，已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经查，危金峰于1998年至2012年间，先后多次收受巨额贿赂；通过非法倒卖土地获取巨额暴利等。

　　11月26日， 广东省纪检监察网发布消息称，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省水利厅原副厅长）吕英明因涉嫌严重违纪问题，正在接受组织调查。吕英明是十八大之后该网公布的第一个被查处的厅级干部。

　　11月27日，中共清远市纪委通报，英德市人民政府原副市长、公安局原局长郑北泉，因涉嫌徇私枉法和严重经济问题，被清远市纪委立案检查，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11月28日，广东纪检监察网发布信息称，据省纪委有关负责人证实，原揭阳市委书记、现该省人大农村农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弘平因涉嫌严重违纪问题，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12月1日，广东省纪检监察网消息，据省纪委有关负责人证实，深圳市原副市长梁道行同志因涉嫌严重违纪问题，正在接受组织调查。梁道行今年已63岁，是深圳本地人，毕生在深圳工作。2009年因年龄原因请辞副市长后，还担任了2011年深圳大运会执行局局长职务。

　　12月13日，中组部有关负责人证实，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涉嫌严重违纪已被免职。源自成都党政系统内干部向北京提供的线索。举报最终指向成都市远郊一处房地产项目，李春城的“圈内人”涉足其中。

　　同一天，多个消息源证实，湖北省人大副主任吴永文已经被带往北京接受“组织审查”。消息人士称，吴永文或涉生活腐化、买官卖官、挪用社保基金、违法办案等多项问题。吴永文案的举报者，正是吴永文“情妇”的丈夫。

　　1月17日，新华社发文称，中央编译局主要负责人衣俊卿因为生活作风问题，不适合继续在现岗位工作，已免去其中央编译局局长职务，此前，有网帖曝光衣俊卿与某女博士后有染。

　　1月21日上午，山东省纪委新闻发言人表示，纪委正在密切关注新闻媒体和网络曝光的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山东省农业厅副厅长单增德、聊城市政府办公室原工会主任杜泽勇，现已被立案调查。据了解，单增德此前被网曝“给情妇写离婚承诺书”，杜泽勇此前被网曝“艳照合影”。

　　12月6日上午，《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在微博向中纪委实名举报现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涉嫌学历造假，巨额骗贷，对他人恐吓威胁等问题。而当天，国家能源局新闻办公室负责人对某媒体表示，罗昌平举报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长刘铁男一事系污蔑。昨日，据罗昌平微博：中央有关部门已就本人实名举报一事立案调查，是立案调查而不止于受理。近两个月来，本人已尽举报人义务配合成相应程序，在官方定论并公告之前不表态不回应。感谢各界亲友，来年当以更好的调查报道回报。

　　2009年，重庆反腐“双重标准”重庆2009年查处厅局级官员20人，被指“官不聊生”

    薄熙来治渝期间，出重拳治吏的举动引人瞩目。一篇2009年9月刊发的报道这样描写：“薄熙来将重点放在了治官身上”、“薄熙来新官上任，引发官场地震”、“一位熟悉官场的观察者用‘官不聊生’这个词来形容薄熙来治下的重庆官场”。

　　的确，根据重庆市检察院工作报告，2009年这个“打黑年”，重庆因打黑查处厅级官员12名，共查处厅局级官员20名，占到了当年全国查处厅局级官员总数的1/10（根据最高检工作报告，2009年全国共查处厅局级官员204名）。可见至少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重庆的反腐力度不弱。也正是2009年，重庆一次就有11名厅局级官员和国企高管被“保下”

　　而同样是2009年，被色诱拍下不雅视频的重庆北碚区区长雷政富，因自知终将事发，主动向重庆主要领导人坦白了此事，原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负责处理此案。2009年11月重庆警方侦破此案后，薄熙来与王立军获知了警方的调查结果，但警方并没有对涉事官员进行讯问，此案从此被封存起来。这些涉事官员的仕途也未受到影响，不少人此后还获得升迁，比如雷政富就升任了区委书记。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老虎”“苍蝇”一个都不能少　　1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他指出，反腐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最近，中央领导的这句反腐“硬话”成为国内外的热点。这句预示着强力反腐信号的讲话之所以流行，并产生振聋发聩的震憾作用，不仅仅是因为它比喻形象，关键是，出自总书记之口的朴实之言说到了全国人民的心里，引起了大家的强烈共鸣。

 
　　所谓“老虎”，意指那些腐化变质高高在上的高官，而“苍蝇”则指基层小官。官场“老虎”不仅“吃人”，还吃国有资产，吃民脂民膏，而官场“苍蝇”，贪吃之外还“熏臭”别人，败坏党风民风，危害极大。这句掷地有声的铿锵之语大大鼓舞了中国人民预防和惩治腐败的信心。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它需要以法治的方式进行，需要避开没有章法的“人治”嫌疑。在这一点上，我们有许多教训。只要我们有走向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决心和毅力，严格遵循依法治国的轨道，中国的反腐斗争就一定能取得胜利，民众一定会信任我们，小康社会和民族复兴目标一定能早日实现。

“苍蝇”危害的普泛性与直接性

 　　在腐败领域，既有“老虎”，也有“苍蝇”，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全面惩治腐败，既要打“老虎”，也要拍“苍蝇”。可是，在反腐败的初始阶段，往往会“抓小放大”，“苍蝇”拍的多，“老虎”抓的少。上世纪90年代有一则有关惩腐的民谣：“老虎”作报告，“狐狸”听 报告，“苍蝇”“蚊子”戴手铐。反映的就是这一情况。此后，情况有所改变，成克杰、胡长清一些“老虎”先后被抓。中央一再提出，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位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近来，贪腐高官落马的越来越多。“只拍苍蝇，不打老虎”的现象得到有效改变，反腐斗争正上上下下全面向前推进。

     然而，也出现一种“抓大放小”的情况，重视打“老虎”，忽视拍“苍蝇”。实际上，“苍蝇”贪腐的规模与影响虽不及“老虎”，但其危害性却一点不能小觑。“苍蝇”有着值得重视的特点，主要是：

    一、存在的普泛性。由于我国处处都有公共权力，公家人特别多，因而许多人，哪怕是一个单位的看门人，也可能像明代权相严嵩家的门人一样，利用职权对要求进门的人索贿讨红包。水有水霸，电有电霸，房有房霸，路有路霸，只要掌握一点权力，就可以为难群众。各行各业程度不同的不正之风，本质上就是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去谋自身的私利。

    二、危害的直接性。老百姓经常直接受到腐败危害的，多是这种“苍蝇”式腐败。一些基层人员，“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得乱办事”，那些“大盖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与“要想富，就上路，站卡就是摇钱树”一类顺口溜，就是民众对小官胥吏腐败的鞭苔。“群众利益无小事”，这些“苍蝇”直接损害了群众利益，引发群众不满，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要解决群众最直接最关心的问题，必须大力肃清这些在群众周围经常为非作歹的“苍蝇”。

    三、与“老虎”的共生性。“苍蝇”在腐败体系中并非孤立的，它依靠“老虎”的庇护而生存，“老虎”也赖“苍蝇”的支持而逞威，二者沆瀣一气，“共生共荣”。近日连续发生的“房妹”“房姐”与“房媳”案，案主不仅非法拥有多套房产，而且非法获得几地户口，所以能如此长袖善舞，多是“老虎”与“苍蝇”相互勾结、协同作孽的结果。

    外媒评“老虎苍蝇一起打”　　

    1月21日至22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提出了个新口号，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其中，“老虎”是指掌握大权的领导人,“苍蝇”则用来比喻低级别的官僚。受到外媒称赞的，不仅是新总书记的反腐决心，还有他生动的措辞。他提出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被外国媒体频频引用。

    新加坡《联合早报》注意到，这是习近平上台短短两个月以来，第6次在公开场合谈到反腐。“他的最新谈话引起中国舆论热议，也获得大
部分舆论的正面回响。”英国广播电台28日的报道援引了《人民日报》的评论，“历史告诉我们，腐败的恶化将不可避免地毁掉党和国家。”

　　在“十八大”结束的两个月里，中国共产党在打击“老虎”和“苍蝇”方面，都成果斐然。涉及高官的腐败案件至少有5起，分别发生在重庆、广东和四川。而以权谋私的中低级别官员被停职和调查的，更是难以计数。“反腐的风暴已经到来。”《人民日报》的微博这样评论。

　　路透社注意到，并非所有腐败调查都以起诉贪官为结果，而那些坊间传闻受到调查的官员重新出现在公众面前，就代表着案件已查清，官员被无罪释放。
　　
    对于反腐的最高直接指挥官刚刚走马上任不久的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外媒表现出了很大兴趣。《纽约时报》称，王岐山担任中纪委书记堪称最佳人选，因为他没有子女，少了很多利益牵绊。《金融时报》称，王岐山有个“救火队长”的美名，抗击非典和组织2008年北京奥运会，都由他牵头负责。因此，这一次将他任命为中纪委书记，“足可见中共中央打击腐败的决心”。

　　外媒关注的“反腐先锋”，不是只有官员而已。今年42岁的朱瑞峰是一位独立记者，他创办的“人民监督网”已揭露了100多起贪腐大案。最近的成就是揭露了重庆北碚区原区委书记雷政富的桃色新闻，直接导致了雷政富等11人的去职或入狱。

    朱瑞峰告诉《纽约时报》，“情况正在发生改变。在过去，一个出现性丑闻的官员可能要过10天才会丢掉职务，这次只用了66个小时。”《纽约时报》特别提到的一个细节是，朱瑞峰很惊讶地发现，他在揭露了雷政富5年前与18岁少女的桃色丑闻后，他的网站竟然没被屏蔽。朱瑞峰说，过去他每次揭发了贪腐事件后，网站都会被禁用。“这一次，我却接到了北京警方的电话，说他们接到通知要保护我的安全。”

    如何治标又治本

　　据统计，过去5年，超过66万政府官员因贪污受到调查，可见中共中央在打击腐败方面的决心非常坚定。令该报迷惑不解的是：为何腐败分子仍然这么多？而且，贪污金额越来越大，严重程度越来越高？

　　《金融时报》认为，问题就在于，中国现在的反腐行动主要集中在惩治已腐败的官员，而不是进行各方改革，以从根本上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因此反腐效果“治标不治本”。

　　对另一些外媒和专家来说，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加强监督。香港城市大学教授郑宇硕告诉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我相信只有当大众传媒可以自由监督官员的行动，而各级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必须拥有监督政府行为的权力，反腐的结果才能长久。”

　　多家外媒在提出上述质疑的同时，也乐观地希望，随着“微博反腐”变成有效的监督渠道，以及广东试点的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受到的好评，加上总书记习近平要求官员摒弃特权思想，也许未来的某一天，张冰建的“名人堂”作品可以全部终结，并永远成为历史的记录。

　　每至大小节日，这是送礼和请客的高峰时段。但英国《金融时报》注意到，今年在中国，大张旗鼓给官员送礼的情况变少了，宴请名单上的官员人数也变少了，而用于招待宴请的金额也大打折扣。该报的结论是--“官员们变得谨慎起来”。

　　不出意外地，美国《纽约时报》同样留意到了这个变化。一篇文章称，对那些曾染指欺诈、受贿和权力寻租的官员来说，“现在正是格外紧张的时期”。

　　几乎所有西方主流媒体都细心捕捉到一点，那就是中国社会风气的变化与新领导人上台后的严打腐败，有着直接联系。随着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深圳市副市长梁道行等人的相继落马，外媒预言，中国共产党高层准确传达了一个信号：这次反腐是玩儿真的。

    制度反腐的核心是权力结构改革　　

    现阶段中国纪检工作到了不得不突破的关口，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纪委在治本上用的力不多，治标上力度很大。30多年来，几乎没有一个党政主要领导的腐败问题，是由同级纪委监督检举揭发的。而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反腐败斗争，中央纪委也还没能提出预防为主、治本为主的战略方针。但这并非中央纪委不愿意提出，而是政治体制改革如果没有实质推进，纪检监察体制如果没有实质性改革，各级纪委很难做到治本为主，预防为主，制度建设为主。邓小平说，必须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必须改革权力结构，必须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总病根”。反腐能否在治本上取得突破，纪检监察体制能否有实质性改革，我们能否走出愈演愈烈的反腐困境，均取决于权力结构的改革。

　　令人欣慰的是，领导层现在也意识到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所在。正在逐步改革，建立巡视制度，就是变同体监督为异体监督，已经立马收到效果。互联网时代为每个公民的言论自由搭建了最大最广最快的平台，也为网络反腐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渠道。公众利用网络可以直接向党的纪律检查机关、行政监察机关、司法机关进行举报，减少了很多中间层级，同时还能把很多问题公开化。所以网络反腐也已进入中纪委的报告，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注。任何一种工具，有利也必然有弊。因此，也有个别人利用网络反腐造谣诬告恶意诽谤。但总的来看，网络反腐，利大于弊。

　　权力结构是制度防腐的核心，制度反腐以权力结构为重心，最后的发展还必须与公众的这种权利反腐相结合，这样才能构成中国特色的反腐新模式，而不仅仅停留在制度层面上。制度反腐的最高境界就是与民众的权利反腐相结合。制度反腐必须与民众的权利反腐相结合，才能形成叠加效应，才能跳出反腐败的周期律困境。

　　邓小平说过，反腐是要靠法制的，事实上靠法制反腐就是靠制度反腐。因为制度反腐追求的目标是通过改革，以健全科学合理的权力结构，健全法律，健全法规体系，健全我们的政策制度，实现由人治到法治。靠法制反腐，就是要靠改革、靠新的权力结构来反腐。如果权力结构不改革，我们颁布再多的法条、法规、法律都无济于事。因为，“徒法不足以自行”。比如，我们会计法颁布这么多年，朱总理亲自创办了三个会计学院，并题词“不做假账”！我们培养了千千万万的会计员、会计师，但是有几个不做假账的，现行法律能保证他们不做假账吗？保证不了！因为我们的权力结构并未改革，我们的权力结构是个过分集中的权力结构，是苏联亡党亡国的权力结构。在这种权力结构下，必然出现十八大报告所指出的“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的情况。法律颁布再多，会计学院建立再多，你培养的会计师再多，可最后你连“不做假账”这么一个小小的问题，你都解决不了。我以为，这不仅是对“徒法不足以自行”的最好诠释，也是对各种执行难的最好注释。“苏联模式”的人治的权力结构不改革，科学合理的法治权力结构不建立，颁布再多的法律、法规、法条，也用处不大。所以，在坚决维护中央权威的前提下，一定要改革过分集中的旧的权力结构，这是制度反腐的核心所在，也是走出反腐困境的关键所在。

    结语　　

    反腐败已是中国上下的共同目标，官方惩治腐败的决心和力度在十八大后空前加大，互联网活跃程度不减，官民需要就此不断磨合，加强信任和协调，不断夯实法制国家的社会基础。而不雅照这件事的反反复复最终应促成朝这个方向的进展。这理应是一次相向而行的合作， 而不是一场奇怪博弈的网络肥皂剧。为此，显然需要各界的共同努力，但在当前条件下，官方的耐心和细致尤其重要。而且官方做事多一分透明，它的引导力就会增加一分。